——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記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佔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左金右間）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去年我曾看過一部叫做《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電影里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里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里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里。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由一個東三省的「鬍子」，那個比小說書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滿清時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長方面。他所長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鬍子」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乃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足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應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福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惶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
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可是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花花公子開始的。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在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論倜儻風流、揮金如土，上開飛機、下駕汽車，左擁右抱、女伴如雲，而鶯鶯燕燕之間，中西兼備——連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帥膩友之列，則少帥實非小說書上任何風流小生所能望其項背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高幹子弟，生活糜爛不堪的，也是成隊成群了，但是哪個能和你相比？老實說，漢卿吃喝玩樂的記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安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里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羨漢卿之艷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花花公子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種大頭頭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凄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您喝采！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學良才二十齣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台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蟠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界史中，安祿山、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師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火氣全無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慾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