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啊，這個我要說啊，我要說秘密了啊，我宣佈我沒有寫過那個東西。
怎麼一個事情呢？
蔣先生，他要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他要寫這樣一個東西，這個事情後來不是鬧得很厲害嗎？你知道這段故事了？為了寫這個東西，蔣先生跟我講，說西安事變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他要寫書，他問，到底是怎麼搞的這個事情？
那麼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過那個文字呢，這個千萬別說，不過，現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訴你，文字的前頭稍微改了一點兒，後頭那都是我寫的。
那前頭是怎麼換的？他老先生看見這篇東西，很得意、很高興。我在信的開頭怎麼說的？現在這信我還保存著呢。我的信稿呀，一開頭說西安這個事情，我是決心至死閉口不言的，我跟什麼人我也是閉口不言，我不說，但是你問我了，那我竭誠相告。一開頭就是這個，那底下接下來，就說我個人怎麼怎麼的了。就這個前頭，他把這段去掉了。
誰去掉的呢？大概這是（蔣）經國乾的事。他去掉了，就把這玩意兒送回來了，他把前頭改了，加了一點兒，那麼也沒說這玩意是我的「懺悔錄」。
他要幹什麼呢？把這個東西發表呀，給這個政治部看。
那麼這個東西，後來也不曉得是什麼人吶，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乾的，所以後來鬧得好多人給撤差了。
我並不是像外頭說的那樣，說我跟老先生有誤會，不是這樣的。這個東西一發表呀，題目寫的是《西安事變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假設他要不寫這個名字，要是寫《張學良懺悔錄》呀，那我也不吱聲；他寫「懺悔錄」，（署名）張學良，好像我自己發表出來的一樣，你明白？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給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並不是說我反對，不要誤會，我並沒發表這個東西啊。我就這麼給老先生寫的。
蔣先生火了，怎麼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蔣先生常常在一起，還常常通信，實際上他常常來信。我就聲明啊！不是為旁的，我聲明這東西不是我發表的。我的意思是說，你別認為好像我發表了什麼東西似的，我可沒搞這個東西。
那個發表的人煳塗，他要不寫那個題目，要是寫《張學良懺悔錄》，我不吱聲。他寫《西安事變懺悔錄》，這底下張學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說這不是我發表的呀，我沒發表這個東西呀，什麼人發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兒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就給老先生送去了。
那個蔣先生，後來把我麻煩死了。
他後來看看我寫的那個，他說你很會寫東西嘛，你寫嘛，要我還寫。他說你把過去的事情都寫一寫嘛，我就不願意寫。他說你把過去的問題，北洋的事件、北洋這些個人，都可以寫寫么，沒事情嘛，你寫點東西。
他讓我寫。
我也懶得寫，為什麼？我懶得寫！
這寫東西啊，不像擱嘴跟你說。你要寫到紙上，就得像個玩意兒似的。讓我寫東西，拿槍桿的讓他拿筆桿，那不等於趕鴨子上架么？所以，我就不怎麼願意寫，我稍微寫了點，後來就不寫了。你知道寫文章這東西，不但因為那個原因，而且我又沒有參考材料，明白？你想，咱倆一說，這年月就不對，而且人也不對了，那件事不是那個人乾的，那個事兒是那個人的，我常常給弄錯了，張冠李戴了。
還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寫東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寫西安事變，這我倒很容易寫，那過去的事情很簡單。那假如讓我寫過去的事情，就說寫我父親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簡單地說吧，你要問的問題有好多，比如說，郭松齡他為什麼事變的？這前因後果怎麼一個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傷心的事兒，我自個兒痛苦的事情都想起來了。
那個「懺悔錄」，寫的那封信，我沒拿回來。我不知道，大概是誰把那信給改了。信頭改了，讓我拿回來，我就重新給他寫一回，我重新寫。但是拿回去，那信給發表了。至於結果如何呢？那就是這麼個事情！大家誰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怎麼出來的。後來出來很多風波呢。
那個「懺悔錄」出來的時候，我就認為，那個人，那一定是政治部乾的事。說政治部的人吶，煳塗、混蛋。你們這干新聞處的也常常干這混蛋的事。真的。那個我批評你們搞新聞，這個宣傳，常常不會宣傳，不懂得這個宣傳，就是完全的主觀宣傳。他要寫個《張學良懺悔錄》，我不能說什麼話！他寫個《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這個東西好像我自己發表出去的。那我就給蔣先生寫封信，我並不說我反對，我說我可並沒發表這個事啊，誰發表的我並不知道。
你別認為我怕蔣先生誤會是我發表的，我怎麼能把這樣的信發表呢？這事兒不是那麼回事啊！
我說我怕蔣先生誤會是我發表的，是因為那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吶，你明白？所以你要寫出來《張學良懺悔錄》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寫的懺悔錄，是你寫的張學良，你明白？你這個當宣傳的，你也懂得這個吧？
那我就要請蔣先生把這個東西弄清楚。我就這樣重申，我說這個東西可不是我發表的呀，我不知道什麼人發表的，不是我發表的呀。
蔣先生大怒。怎麼火了，怎麼罵的，他們怎麼個結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反正就這麼回事，外頭不知道真正的事是這麼回事。
我最怕人家這個，所以我說我不能寫東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會記年月，我就會記得那年是幾歲，就會這個，其餘的我不知道。那年什麼年我也不知道。
蔣先生問我這事幹什麼呢？就是他要寫《蘇俄在中國》，那裡有西安事變，那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他要寫，他怕寫錯了，他很注意地問我，那我就對答。我因為寫那篇文章，蔣先生很奇怪，他說你怎麼寫這麼好的文章？你能寫這麼好的文章？後來他叫人告訴我，你就寫文章吧。讓我寫，我就隨便寫了一點，後來他不再追問我，我就不寫了。我說，我高興（就）寫，不高興，我沒耐心寫。
那個時候，和蔣先生也不常見面，有時候見面。
做禮拜天天見面，每個禮拜見面，每個禮拜他一個人去。可是我們不說話，他在前頭，我們在後頭，每個禮拜。他做禮拜他從來不說話，誰也不說話，做禮拜沒一個說話的，就他來了，行禮的行禮。那就是見到面了點點頭了。
老先生對我還是不錯的了。我不是說過，他死了我寫了幅對聯嗎，我這是私人的對聯，我吊他的，我說：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老先生對我，那該怎麼說？對我，那是很關懷。我有病，差不多夠嗆了，他們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別關切，還派了醫生，派了中央醫院的來看我。我到哪兒，就是到了台灣，老先生甚至都給我找最好的醫生，他自己親口告訴這個陳儀 ，要給我找好醫生。那他對我真是關切得很，一直他關切我，到現在我也是這麼說。
哪一年到台灣來的？我不知道，我不記得。
他們都說日本人蓋這個房子的時候，怎麼也沒有想到後來張學良會住在這裡。我說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誰知道明天什麼樣？我們絕對沒想到我會在台北住到現在，我在自己家也沒住過這麼些年。
井上，那個地方不錯，也不算太不錯，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過，離開以後回去看過，我看現在整個不一樣，很多房子都沒了。北投我好像回去過一回，那時候發大水（一九五九年），把那房子都給沖了，現在又重新建了。
到台灣以後，什麼時候第一次見到的老先生，我說不出來，真的，我說不出來是哪一年的，我向來年月記不清的。他請我去的，他不請我，我怎麼能去？我們談的什麼？那我不告訴你。等後來，到了經國先生，那對我更好，對我好得很，很關切，我們無話不說啊！不過，當然了，政治的問題是政治的問題，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這人是負責任的，該是我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我那天跟你講，就像「九一八」這個事情，那不要緊，那是我的責任啊！我這人就這樣，那我應該負責任的。那真對我很好很好，尤其經國先生，對我更好，很好。
緯國，這個人是這樣，他不是亂講話，我認為，緯國腦子裡不太清楚。
這個人腦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飯去，他對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講到外頭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還清楚，我奇怪。
我對蔣緯國先生，我批評他，他到底是誰的兒子還不清楚，他來路不明啊，不但來路不明甚至於他大概是來路不清。
這個人怎麼這麼煳塗，說的話非常地煳塗，不應該說的話，不但不應該說，那沒法子說的話，怎麼就亂說？這不但危害你蔣家，也危害你自己，怎麼說這樣話呢？我就是這麼批評他。
他，人是個好人，並不是壞人，我總認為他有點兒腦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