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軍打到河南，我退走時留了一封信，那個時候北伐軍前線大概是白崇禧指揮。我這封信留給誰呢？我的司令部在隴海鐵路，隴海局的負責的那時候還不叫局長，是叫督辦什麼的，我留給他的。這封信我大致還記得，很長一封信，我說我告訴他們幾個事情，我們剩下好多的糧食，我知道糧食不能讓敵人得去，要放把火燒掉的，但是老百姓沒糧食吃，你們拿去賑濟老百姓。大概是這樣，我忘記了。第二點我說那個黃河鐵橋我會炸的，我也知道你們會追擊來的，我把它毀了你一時修不上的。但我沒毀，我沒炸，那橋樑是國家的。第三點還告訴他什麼事兒。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長的一封信。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張發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問他。
我們倆都到了英國，郭太琦當英國公使的時候，郭太琦請客，給我們倆介紹，張發奎說你不要介紹，我們認識。他說，哎，你們倆怎麼認識？他說我們倆最認識了，他認識我我認識他，就數我們倆打得最凶。
我們倆碰上了，北伐的時候在河南，張發奎說我自從北伐沒碰上過這樣的軍隊，我那個軍隊那天誰打的呢？就是王紀他爸爸——王樹常 ，第十軍，那打得可真兇了。王樹常和王樹翰倆不是一家子，兩個不一樣，是我兩個大將，一個文的、一個武的。所以我跟張發奎說笑話，說不打不交。
我們從前不認識，就是在英國認識的，後來我跟張發奎 很好呀，他還到這來過。
我們有一天，在一個飲茶的什麼地方吃飯，一個他，一個張會堂，空軍的，也是我朋友。我們三個姓張的在那吃飯，過了差不多有三四個月了，我又到那兒吃飯去了，那兒的人說你們三個張將軍，那兩個都沒有了，都沒有了。我說你這意思就是我還沒死呢。他說不是不是。
我們倆很好呀，真的很好。
當時那仗可打得凶，把蔣先生從前最喜歡的一個團長給打死了，後來郝柏村 告訴我，說那個傢伙姓蔣呀，是蔣先生最喜歡的一個團長（蔣先雲）。
我那天手底下也陣亡好幾個呢，有一個人讓我心裡很難過，他還是國民黨呢，在我手底下當團長，我也知道他是國民黨，我也不管，我這個人向來不管。過去說我手底下誰是共產黨，我知道誰是共產黨，你要干你就干，你憑你良心。
我們打得好凶吶，那打得可真兇，所以我跟張發奎說，我打仗我也沒碰見這麼樣厲害的，說他是「鐵軍」嘛。
打仗這個事兒是這樣的，軍隊的戰鬥力是和你自個統治的關係、首領的關係、編製上的關係、行政的關係相聯繫的，個頭、體格與那毫無關係。
當然，東北軍當年開始的時候（並不厲害），第二次奉直戰爭，東北軍很好，良心話，訓練得很好，那時候郭松齡負責訓練，我訓練兵（訓練得）並不好。等到郭松齡叛變了以後，這個東北軍的訓練就沒有那麼好了，尤其是我帶的東北軍更壞。
怎麼更壞呢？那時候我們東北軍分三派了，一個是張宗昌帶的，一個是李景林帶的，一個是我帶的。那時候東北是發奉票，我們軍隊是給奉票，奉票不值錢呀，我們那餉比人家差得太多了。要說我們過去失敗不失敗的緣由，我心裡是知道的，可是我無能為力了。怎麼無能為力了？我們東北軍這個伙食，原來軍隊都是當兵的掙自己的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為經常作戰，作戰的時候就給發糧，士兵們喜歡，願意作戰呀，但回來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東北軍後來就分開了，就是糧食是糧食，餉是餉，糧食由公家發。後來東北軍沒辦法，我們就發點糧食，我們明明知道軍隊裡頭吃這個糧食是怎麼吃的，比方說這一連人，本來應該一百人，他現在剩了九十個、八十個，他還是領一百個人的糧食，那糧食那錢哪兒去？明明知道就是給他們軍隊上了，所以這樣子慢慢地，就跟咱們軍隊剛到台灣一樣，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來了。
開始時候沒弊病，慢慢弊病出來，就把這個紀律弄壞了。後來的東北軍實在就是腐敗下來了，就是錢的問題、餉的問題。人家張宗昌什麼的都能拿走，他們自己地方有錢；可是我們沒有，還一樣。他們把軍隊都擴充了，我帶的軍隊沒擴充。郭松齡倒戈也是跟這有一點（關係）。張宗昌出去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旅呀，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一個旅一擴編，差不多是好幾個軍，李景林是一個師，一個師就編成三個軍。那麼我們沒有擴編，所以這郭松齡嘴不說，心裡也是難過的。
我的部下都有這個想法。這是事實嘛，我有什麼法子呀。我那時候給我父親出幾個道兒，我父親罵我，媽的，你小子要當督軍，你要想起來？
沒辦法！當然我沒辦法，所以，那時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幹了，把那東西扔那兒，不做了，我真想不幹了！那時候韓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講，他說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夠把你的軍隊的事、能夠把你兒子的事扔下走嗎？你往哪兒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國，自個逃走了，不幹了，不幹這個了！
我什麼都干，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干，我抽鴉片。
我跟鴉片第一次作戰、第一次抽鴉片是因為發火了，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