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之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干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作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零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痒痒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里，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複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僱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畫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 VS 「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一八四二年）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罷，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箇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種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