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茨在聯合國的重要聲明是精心設計的，用來反擊洛佩斯·波蒂略在聯合國的演講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元首。對於沒有涉足債權銀行和債務國談判的人來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在聯合國發言後，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團結起來。無論如何，他成了一個即將到期的總統，兩個月後就要下台了。與此同時，美國官員和其他人士接二連三地訪問了巴西和阿根廷，對她們進行了非同尋常的勒索，施加壓力，阻止她們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決債務危機的行動中去。
亨利·基辛格組建了一個更具影響力的諮詢公司——基辛格顧問公司，他精挑細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頭羅伯特·安德森、撒切爾政府的前外務大臣卡靈頓勛爵，還有英格蘭銀行和華寶銀行行長羅爾勛爵。基辛格諮詢公司與紐約銀行家和華盛頓政府圈內的人一起，對債務國「逐個」地強加了自凡爾賽賠款以來負擔最重的債務追償條款。
在國務卿舒爾茨9月30日聯合國演講之後，紐約和倫敦強大的私營銀行利益集團駁回了所有合理的意見。它們設法讓聯邦儲備委員會、英格蘭銀行，最重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國際「警察」，這樣就形成了現代歷史上最協調的、有組織的掠奪團伙，遠遠超過了20世紀20年代的所作所為。
與西歐和美國媒體上謹慎宣傳的印象相反，為了償還紐約和倫敦高利貸者的債務，債務國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們的還款額已經高出本金好幾倍。1982年8月以後的情況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債務國拒絕還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債務國被人「用手槍頂著腦袋」與私營銀行簽訂協議，這些協議被銀行家們委婉地稱作「債務計畫」。而他們的領導者多數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頓銀行。
1982年10月以後，針對債務國的圍剿有幾個明顯的階段。第一個關鍵階段就是紐約和倫敦的私營銀行把她們的債務危機「社會化」。通過媒體的大量採訪，向國際銀行系統發出警告，債務延期償還後果嚴重，銀行界得到了國際社會對債務償還政策的空前支持，這些政策都是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漢華實業銀行、勞埃德銀行等精心炮製的。
這些強大的私人利益集團利用危機，把公共機構的權力轉向為少數精英——即債權銀行的少數權益服務。那年秋天，在英格蘭迪奇雷公園，這些私營銀行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組建了一個由紐約和倫敦主要銀行參加的事實上的債權人卡特爾，這個卡特爾後來被稱作「國際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稱作「迪奇雷集團」〔迪奇雷集團的第一次聚會是1982年5月在倫敦的迪奇雷公園。這個聚會由哈羅德·利弗召集，當時的目的是控制美國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所有國家的中央銀行。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銀行的代表在紐約威斯塔飯店聚會，討論了基礎性的工作；10月，這些人再一次聚會，會上報告了一項實施計畫，即推動美國的參議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美國財政政策的控制者。——譯者〕。他們繼續施加影響，一位觀察員把這一現象描述為「銀行家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這種情況下，私營銀行把它們的貸款風險社會化，把風險轉嫁給公共納稅人，但同時把盈利據為私有。儘管有危機，這筆盈利還是相當可觀的。
這些銀行家與他們在里根政府里的朋友串通一氣，如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故意危言聳聽，過分渲染形勢的嚴重性，以此來恐嚇里根總統，白宮於是要求保羅·沃克爾、美國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擬定一個計畫，給每一個債務國強加嚴格的「限制條件」。美國人還提議，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他們的限制性條件作為債務談判的內容。實際上，這些條件是1919年之後紐約銀行家們用來對付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計畫1923～1924年，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協約國國際專家委員會為德國制訂的賠款計畫。它於1924年8月16日經協約國倫敦會議正式通過，並於同年9月1日起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凡爾賽和約規定戰敗國德國應償付巨額戰爭賠款。1923年，德國經濟瀕於崩潰，發生「賠款危機」，政局岌岌可危。協約國列強為防止資產階級德國的瓦解和社會主義革命向西方擴展，以及避免賠款和債務化為烏有，制定了緩和當時德國賠款困難的道威斯計畫。中各種條件的翻版，這些條件也曾在後來的楊格計畫。
1929～1930年，由美國企業家和銀行家楊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協約國國際專家委員會為德國制定的新的賠款計畫。於1930年1月經海牙賠款會議最後通過。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計畫執行後，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破壞的德國經濟雖得到恢複，但德國勞動者遭受剝削的加強，戰勝國列強對德國的嚴厲控制和德國對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的嚴重依賴，決定了德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十分脆弱。從1927年起，德國經濟中各種矛盾迅速激化，經濟危機的一些徵狀相繼出現，支付賠款再次成為問題。於是，協約國制定了楊格計畫，作為道威斯計畫的繼續。中嘗試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限制性條件以及債務國與國際基金貨幣組織簽署的協議，都是歐文·弗里德曼計畫的一部分，歐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國政府官員，後來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他因處理債務問題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銀行的高層職位。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經跟一位採訪者談到了債務危機剛開始時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源作為對這些國家的誘餌。首先讓你對國家經濟狀況產生一種形勢嚴峻的感覺，然後你就會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藥方，即「限制性」的藥方，千篇一律。它們首先告訴債務國，如果還想從外國銀行獲得貸款，哪怕很少的貸款，必須大幅削減國內進口，大幅削減國家預算，特別是要削減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其次，為了激發工業國對債務國出口產品的興趣，要對貨幣實施貶值，這樣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對工業化國家具有「吸引力」，同時又買不起先進的工業品。據稱，這些措施能夠為償還債務贏得硬通貨。毫無疑問，就連帕森·馬爾薩斯了解了這一過程，也會在墳墓里發出會心笑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個結構調整計畫還只是第一步；對於一些符合條件的候選國家，它還將實施計畫的第二步——與債權銀行簽訂「重組」外債償還計畫協議，或者是調整外債償還計畫的主要內容。在第二步中，銀行通過簽訂合同從債務國那裡獲得了巨大的未來權益，它們把超期未還的欠款利息變成了欠債總額。
1982年，經過無數次的債務調整後，最終結果是債務人欠債權銀行的債務數額越來越大，而事實上，這期間，拉丁美洲一分錢也沒有得到。據瑞士再保險公司的資料顯示，發展中國家的所有外債總額，包括長期債和短期債，從1982年的剛剛超過8390億美元穩步增長到1987年的幾乎13000億美元。實際上，新增債務都是為了償還那些無法償還的舊債而新增的借款。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體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減對藥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補貼。人們，通常是嬰兒，因為缺乏最基本的進口藥品而無辜送命。
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墨西哥比索進行一系列貶值以「鼓勵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貶值30％之前，比索與美元的匯率是12：1。而到1986年時，一美元升值到難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這個數值竟高達2300比索。但是，在紐約銀行和它們的華盛頓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債的絕大部分都從私營部門轉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債總額從大約820億美元增加到近1000億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紀20年代初德國的後塵。
阿根廷、巴西、秘魯、委內瑞拉，包括尚比亞、扎伊爾和埃及在內的大部分非洲國家，還有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都上演了這一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成為全球「警察」，通過強迫這些國家接受歷史上最嚴峻的緊縮政策，強制她們償還高利貸。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這一機構堂而皇之地成為英美金融和經濟利益在全球範圍內的實施人，這是史無前例的。當受害國得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前來考察時，她們就會發抖，這一點也不奇怪。實際上，英美銀行是向拉丁美洲貸款的最大組織，它們威脅西歐和日本的銀行，要求它們與英美「團結一致」，否則將導致國際銀行體系崩潰。
1982年以後的幾年裡，這樣的威脅並不是危言聳聽。沒有人敢提出挑戰，所有債權國家的銀行都緊密團結在紐約銀行周圍，支持基辛格在解決債務問題上的「強硬」方法。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