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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直子和宋漢城兩人剛從M4高速公路轉入A350國道幹線,就接到了來自披蓬的電話,烏塔保港的意外收穫令形勢出現了轉機。此外還有一個更為驚人的消息,中村佑行還活著,現被拘禁在泰柬邊境的高山密林里!

通過國際刑警組織,披蓬已與東京的清水警官和美國阿拉斯加的執法部門建立了情報協調機制,日本和美國方面將共同完成此次跨國誘捕行動。此時,披蓬、清水已從各自不同的方向接近了目標。而他們的默克夏姆之行卻仍然捉摸不定,甚至有些盲目。

他們在加油站停下休息,順便在隔壁的鄉村小飯店吃午飯。直子坐在宋漢城對面,在筆記本上看著東京分部同事發來的情報匯總。一個跨國文物走私組織已經呼之欲出了。

從他們到倫敦的那晚算起,這已經是第三天了。從種種情況看,英國也非常可能會出現那個神秘組織的身影,直子不由加倍地小心起來。這是個關鍵時刻。眼下靜悄悄的較量中,似乎正義一方獲得了微妙的領先優勢,但局面隨時可能翻轉。她和宋漢城的默克夏姆之行,將是決定性的一步。

中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必須儘快破解他預先設下的謎局。

一路上,宋漢城埋頭讀著高木繁護那本《東方聖教隱修法門》,渾然不覺直子內心的焦慮。

若打個比方的話,這本論證隱修教派的著作堪稱探索石板經文的導言或序曲:中村將他帶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學術領域,彷彿是特意安排的一個預習課程——在解讀默克夏姆可能尋獲的高木手稿之前。

在這本不為人知的著作中,高木繁護通過縝密的學術論證,從部派佛經編集的年代分析、語言學比較、歷史記載與文物發現的參照研究,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他直指早在王合城第一次結集,佛陀的原始教義就出現了變體。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號稱「頭陀第一」、被尊為教團上首的摩訶迦葉在傳承教法的權力鬥爭中佔得了上風。

佛陀圓寂後,教團中的須跋陀比丘言語輕薄,認為佛陀死後可不用持守他所制定的僧團戒律。迦葉將此言行視為僧團內部潛藏的最大危機。為保存佛陀的精神遺產,避免今後僧團的離散和佛法的衰微,迦葉於是提出召集長老會議來誦出經律。而在佛陀遺體火化後,他又將自己分得的舍利奉獻給了摩揭陀國的國王阿闍世王(而根據多種佛典文本記載,這個國王從前竟曾加害過釋迦牟尼),由此獲得了世俗力量的支持。迦葉一心護法的誠心無可置疑,但無可否認,他確實具備清晰的形勢判斷力和嫻熟的政治手腕。佛陀在入滅前,並未親自指定他為僧團的繼承者。迦葉審時度勢,經過一番運作,最終取得了控制僧團的實際權力,並挑選了五百比丘於合城外的七葉窟進行了初次經律結集。

王舍城結集完全由迦葉一手主持,難免會留下他的烙印。在誦定經律的過程中,他事實上成了佛陀教義的最後裁定者。後世佛法的流布相傳,與這次結集有極大的關係。但在結集之初,他以修行程度不夠為由將佛陀侍者阿難排除在集會比丘之外就十分可疑。要知道阿難隨侍佛陀二十五年,對佛陀教義的原貌最為精熟,他博學多聞,人稱「佛法寶庫」,後來經部的誦出就是由他獨立完成的。迦葉嚴謹保守,重行戒律,性情剛愎自用,這在各類部派佛經的記載中所見多是。而佛陀在世時,他對阿難就非常倨傲不敬。阿難似乎是迦葉性格的反面,他個性溫和寬忍,善於貫徹變通。阿難曾成功勸服佛陀讓女性出家,迦葉當時就持極端反對的態度。後來,迦葉終於允准阿難參與結集,但阿難誦出的「微細戒可舍」的佛陀遺訓卻被他當場予以否決——理由是釋迦牟尼沒有具體指出哪些戒律屬於「微細戒」。

迦葉的專斷還表現在他與富樓那長老產生的教義分歧上。佛陀去世時,富樓那正在外地布教,未及趕回。當他率領弟子到達時,結集已近尾聲。迦葉將結集情況向富樓那作了通報,希望他能認可同意。富樓那對律中有關禁止食法八事 提出了異議,認為不合佛陀的本意。被譽為「說法第一」的富樓那是第一個公開對迦葉主持的結集持不同意見的人。相傳他與佛陀最初五弟子之一的跋波率領未入選窟內結集的一千名比丘進行了窟外結集,此事在後期部派的律藏(南傳《善見律》、北傳《四分律》、《五分律》)中都有記載。

對佛陀教義的持守分歧,預示著後世僧團中保守與變通的兩大潮流。

高木繁護在書中大量引用了宇井伯壽那篇氣度恢弘、論述精到的《關於阿含經成立之考察》中的內容。兩人在學說上互為引證與支持,這足以解釋何以兩人當初會一起結伴到英國訪問。

在甄別原始佛典的方法上,高木繁護繼承並深入演繹了宇井伯壽提出的理論方法,認為現今所傳的經藏與律藏,絕不可看成是佛陀親說的傳承原型,提出了「應向佛陀的根本思想上去求」與「文本的比對印證相輔而行」的兩個重要觀點。而比對印證的基礎就是現存最早期的巴利文文本和漢譯文本。南傳巴利文五部尼柯耶(意為「經集」)都出自後期上座部某一支系,因所用語文接近佛陀在世時的印度俗語,較之北傳佛教根據梵文譯出的四阿含(與「尼柯耶」同義)更富於原始色彩,因此近世歐美學者多通過巴利文聖典的校勘來採證原始資料。但高木繁護並沒有忽視北傳四阿含的價值,四阿含分別譯自後期不同部派,按年代先後次序,以《雜阿含》最先,其次是《中阿含》,再次是《長阿含》及《增一阿含》。從《雜阿含》的成文年代和行文簡略的特點來推斷,正可與南傳巴利文佛典互為參照,成為探索原始佛法的共同指引。自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以降,及至宇井伯壽等後代學者,日本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及時採納了西方學人的方法體系,本身又兼有北傳佛學的根底,這是日本近世以來數代佛教學者獲得重要進展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礎上,高木繁護進入了對後期部派的比較研究。《東方聖教隱修法門》關於這個部分的解說引用了大量當時的研究成果。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提到了一個隱修教派的存在。在阿育王時期,上座部 曾有一支僧團深入了印度西北和現今尼泊爾地區,世稱雪山部 。這個隱修教派極有可能與雪山部有關。此派認為阿難和富樓那才是正法結集者,奉釋迦牟尼所說經為根本歸依,視歷次結集的佛典為旁出。同時,還糅合吸納了被歷代僧團極力打擊的提婆達多學說。

而這個提婆達多,在佛教中的地位猶如基督教體系中的猶大。按照所有現存佛教文獻的記載,他在釋迦牟尼在世傳法時就與佛陀產生了教義分歧。作為佛陀的對立面,提婆達多被歸入了佛典中的「破僧」。

產生衝突的焦點,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決生邪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己,於其徒眾別立五法」。此五法 主張生活起居應徹底戒除凡俗羈絆,其實是佛陀悟道前早已放棄的苦行道。須知迦葉本人在僧團中也以苦修著稱,若因此行為而產生爭端分歧,似乎並沒有說服力。此外,提婆達多還否認消極的輪迴觀念。他與另一佛陀弟子富樓那的見解相似,不承認有今世、後世,極力反對對教理的世俗化歪曲。

高木繁護認為,後世佛教的種種弊端流俗皆因之而起。即使在現存正統佛典的文本中,佛陀也從未正面闡述過簡易直觀的「輪迴」說,他所概說的只是寓言化的「十二緣起」。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佛陀的「因緣說」本義反而與提婆達多倡導的「教理的非世俗性」更為貼近。在初次結集時,佛陀的很多原初教義在迦葉的權威下被消解或過濾了。迦葉逝世後,阿難繼承了法缽,但此時迦葉的「修正教理」已成正統。

至於提婆達多的公案,迦葉正是始作俑者。在隱修教義中,提氏只是佛陀大弟子中較為偏重頭陀苦行的一位,卻因公然挑戰迦葉而被竭力攻擊貶低。根據正統派佛典所載,提婆達多這個阿難的親兄弟、佛陀的堂兄弟曾與阿闍世王聯手加害佛陀,犯下破僧、傷佛、殺比丘尼三種惡行,因而被打入了地獄,而「共犯」阿闍世王后來卻覺悟逆轉成為護法王,這完全不合邏輯。聯想到阿闍世王對初次結集的贊助支持,就不能排除迦葉及正統派僧人黨同伐異的嫌疑。

奇怪的是,在後世的《增一阿含經》中,提婆達多因為加害佛祖,「墮入地獄,受大苦難。便發悔心,稱『南無佛!』」。而身處地獄的提婆達多竟被佛陀授記為了辟支佛 ,名曰南無。根據這部經所說,佛陀弟子目犍連和阿難分別前去地獄探望過他。這顯然是後世僧人為彌合正統教派和隱修教派的巨大分歧而作的巧妙妥協。

梁僧祐《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中曾就此談論道:「拾檢調達之歷緣也,亟為戚屬恆結仇讎,豈以標明善惡影響秘教乎?是故經言:若言提婆達多造逆罪墮阿鼻者,無有是處。斯乃諸佛境界,非二乘所測也。」連僧祐也覺得不可思議。

高木詰問道,如若提婆達多確是與佛陀勢不兩立的惡人,怎可能被接納成為辟支佛呢?

讀到此處,宋漢城不由聯想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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