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如何在一個暴力肆虐的城市裡找出巴勃羅·埃斯科瓦爾。一九九一年一月和二月，這裡發生了一千二百起謀殺案——每天二十起，每隔四天還會發生一場屠殺。幾乎所有的武裝組織都一致決定發動哥倫比亞歷史上最殘忍的游擊恐怖襲擊，而麥德林正是城市行動的中心。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有四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殺害。安全管理部曾說，貧民窟里有兩千來人為埃斯科瓦爾效力，其中很多是青少年，靠獵殺警察為生。他們每殺一名警官能獲得五百萬比索，每殺一名警員能獲得一百五十萬比索，每打傷一人能獲得八十萬比索。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一輛裝著一百五十公斤炸藥的汽車在麥德林鬥牛廣場對面爆炸，炸死了三名士官和八名警察，與戰爭毫無關聯的九名市民死亡，一百四十三名民眾受傷。
與販毒貿易團伙正面交鋒的精英部隊被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指控為一切罪惡的化身。一九八九年，比爾希略·巴爾科總統組建了精英部隊。當時，他陷入了軍隊和警察等大型部隊無法明確各自職責的困境，深感絕望，便將組建精英部隊的任務委託給國家警察，讓軍隊儘可能地遠離販毒貿易和准軍事集團的毒害。最初的精英部隊不超過三百人，擁有直升機特種小分隊，並接受英國政府特種空勤團（SAS）的訓練。
地主組建的反游擊隊准軍事化隊伍於巔峰時期，在國家中部的馬格達萊納河中游開始了行動。之後，這支部隊分離出了一支專門進行城市作戰的隊伍，並作為自由行動軍團駐紮在麥德林。它直接聽命于波哥大國家警察總局，不受任何中間機構影響。由於其屬性特殊，這支部隊行使職權時並不是非常謹慎。罪犯們一頭霧水，地方政府也很不情願地接納了一股跳脫其管轄的自治武裝力量。「可被引渡者」暴怒，指控他們實施了各種踐踏人權的行為。
麥德林的人們明白，「可被引渡者」揭露警方犯下謀殺與欺凌罪行不是沒有依據的，因為他們目睹這些事情在大街上發生，儘管大部分案件都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國內外的人權組織對此表示抗議，但政府沒有做出讓人信服的答覆。幾個月後，政府決定，如果沒有國家檢察院的人員在場，不許私闖民宅，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軍事行動的官僚手續煩瑣起來。
司法部門並不能做多少事。法官們微薄的工資僅夠他們糊口，而不夠他們負擔孩子的教育費用。他們深陷於沒有出路的兩難抉擇當中：要麼被殺，要麼被毒販收買。令人敬佩和痛心的是，許多法官在這種情況下情願選擇死亡。
也許在這種形勢下，最具有哥倫比亞特點的是，麥德林人有一種驚人的能力：他們能習慣一切（不論情況是好是壞），並從中迅速恢複過來。這種恢複能力可能是他們無所畏懼的性格最苦澀的表現方式。大部分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生活的麥德林曾是全國最美麗、最有活力、最熱情好客的城市，但是在那幾年裡，這座城市變成了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之一。當時，城市恐怖主義已經變成了哥倫比亞百年暴力文化的奇特組成部分。歷史悠久的游擊隊——城市恐怖主義的實踐者——曾經親自有板有眼地將這種行為譴責為非法的革命鬥爭方式。人們已經學會了帶著對已經發生之事的恐懼生活，但還沒有學會帶著對可能發生之事的不確定感生活：炸彈將學校里的孩子炸得粉碎，將空中的飛機炸毀，市場里的豆子也會突然炸開。殺死無辜平民、隨處爆炸的炸彈和匿名的威脅電話一起，成了日常生活中最讓人不安的因素。然而，從統計數據看，麥德林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受到影響。
幾年前，販毒分子囂張至極，處於虛幻的光環之中。他們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甚至還享有某種民間威望，因為他們在童年時居住過的貧困街區推行慈善事業。如果有人想送他們進監獄，完全可以讓街角的警察去抓他們，但更多哥倫比亞人會帶著類似滿足感的好奇心和興趣對毒販們聽之任之。政治家、實業家、商人、記者，甚至是地痞流氓都出席了麥德林附近的那不勒斯莊園舉辦的永留史冊的聚會。巴勃羅·埃斯科瓦爾在那兒開了一家動物園，裡面有從非洲帶回來的活生生的長頸鹿和犀牛。在動物園的大門口，展示著第一架運載出口可卡因的輕型飛機，彷彿一座國家紀念碑。
憑藉巨額財富和保密工作，埃斯科瓦爾成了幕後的主人，他變成了一個在陰影里掌控一切的傳說。他的公告具有模板一般的審慎風格，內容足夠以假亂真。在他的鼎盛時期，麥德林的貧民窟里建起了供有他畫像的祭台，祭台上擺著蠟燭。人們甚至相信，他會創造神跡。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哥倫比亞人擁有像他一樣控制輿論的天賦和腐化社會的力量。他個性中最讓人不安、最具破壞性的特點，是他完全沒有分辨好壞的惻隱之心。
這就是阿爾貝托·比亞米薩爾二月中旬打算尋找的無跡可尋的、不可思議的男人，他想讓他把妻子瑪露哈還給他。他開始尋求途徑與關押在戒備森嚴的伊塔古伊監獄中的奧喬阿三兄弟取得聯繫。拉法埃爾·帕爾多根據總統的指示給他亮了綠燈，但是提醒他不能越界：他的行動不是以政府名義進行的談判，而是一次考察任務。他告訴他，不能以政府方面的酬勞作為交換來達成任何協議。但是在投降政策的範疇內，政府對「可被引渡者」自首是感興趣的。從這個新概念出發，他想改變行動的視角，不再像往常那樣專註於解救人質，而是專註於促使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投降。投降之後，釋放人質就順理成章了。
就這樣，可以說瑪露哈第二次被綁架了，而比亞米薩爾的另一場戰爭開始了。也許，埃斯科瓦爾原本打算把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一起釋放，但是迪安娜·圖爾巴伊的悲劇可能打亂了他的計畫。迪安娜的死對他來說應該糟糕至極，除了得替他並未下令執行的殺人行為背負罪責之外，他還失去了一顆價值難以估量的棋子，他所面臨的情況因此更加複雜了。此外，當時警方的行動對他步步緊逼，使他跌入了谷底。
在死去的瑪麗娜同迪安娜、帕丘、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中，如果當時他決定要殺死一個人，那個人大概本會是貝阿特利絲。但貝阿特利絲獲得了自由，迪安娜死了，他還剩兩個人：帕丘和瑪露哈。也許由於帕丘的交換價值，他原本更願意保留他。但是現在瑪露哈獲得了意料之外、無法估量的價值，她能讓比亞米薩爾與他保持溝通，促使政府頒布一部表述更加清楚的法令。同樣，對於埃斯科瓦爾來說，從那時起，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比亞米薩爾的調解，而唯一的保證方法是滯留瑪露哈。他們的命運連在了一起。
比亞米薩爾從拜訪妮迪婭·金特羅女士入手，以了解她調解經歷中的細節。他發現她是個慷慨又果斷的人，而且心平氣和地服著喪。她向他轉述了自己與奧喬阿姐妹、老族長以及獄中的法比奧的對話。她讓人覺得她已經接受了女兒的慘死，她既不是因為痛苦也不是因為仇恨，而是為了爭取和平才記住這場死亡。憑藉這種精神，她交給比亞米薩爾一封寫給巴勃羅·埃斯科瓦爾的信，在信中表達了她的期望，希望迪安娜的死能讓其他的哥倫比亞人不再經歷她經歷過的痛苦。在信的開頭，她承認政府不能阻止警方為了找出犯罪分子而搜查民宅，但的確能阻止警方用武力營救人質。因為受害者的家屬明白，政府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搜查民宅的行動中發現了被綁架者，有可能會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就像她女兒身上發生的那樣。「因此，我來到您面前，」信上說，「帶著充滿痛苦、諒解和善意的心，懇請您放了瑪露哈和弗朗西斯科。」最後，她用一個令人驚訝的請求結尾：「請您告訴我您不想讓迪安娜死去的理由。」幾個月後，埃斯科瓦爾在監獄裡公開表示了他的驚訝之情，因為妮迪婭的來信既沒有指責也沒有仇恨。「我非常痛苦，」埃斯科瓦爾寫道，「我沒有勇氣給她回信。」
比亞米薩爾帶著妮迪婭的信和政府口頭授予的權力前往伊塔古伊監獄拜訪奧喬阿三兄弟。兩名安全管理部的衛兵與他同行，麥德林的警察還增派了六名人員。他發現奧喬阿兄弟剛被安置進一間戒備森嚴的監獄，裡面有三重一模一樣的防護門，每一道門打開都很費功夫。牆皮脫落的磚牆讓人覺得這是一座沒有修好的教堂。空空蕩蕩的走廊、狹窄的樓梯、黃色管道製成的欄杆和顯眼的警報器延伸到三樓，那裡又延伸出了一座小樓，奧喬阿三兄弟在小樓里製作精美的皮具和馬鞍等各種馬具以消磨服刑的時光。全家人都在那兒：子女、姑舅親眷和姐妹們。最活躍的瑪爾塔·妮耶維絲和豪爾赫·路易斯的妻子瑪麗亞·莉婭都表現出了帕伊薩人熱情好客的典型品質。
比亞米薩爾來的時候恰好是午飯時間，食物擺在後院深處的一間敞開式棚屋裡，棚屋的牆上貼著電影明星的海報，屋裡還有一組專業的健身設備和一張十二人餐桌。出於安全考慮，食物是在附近的拉·洛瑪農莊準備的。拉·洛瑪農莊是全家人正式的住所，而那天享用的是美味豐盛的克里奧約食物。他們吃飯的時候不談論食物之外的話題，這在安蒂奧基亞是必不可少的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