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露哈睜開雙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們所能承受的，願上帝別賜予我們。」距離綁架發生已經有十天了，不論是貝阿特利絲還是她，都已經習慣了一種在第一天晚上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生活。綁匪們經常向她們強調，這是一次軍事行動，但是關押制度比監獄還要嚴格。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允許她們說話，而且只能竊竊私語。她們不能隨意從床墊上起身，這張床墊就充當了她們的床鋪。她們的一切需要都必須向兩個看守請示：請示坐下，請示伸腿，請示和瑪麗娜說話，請示抽煙。看守緊緊盯住她們不放，連睡覺的時候都不例外。瑪露哈得用枕頭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聲音。
唯一的那張床是瑪麗娜的，一盞床頭燈不分日夜地亮著，鋪在地上的床墊和床平行。瑪露哈和貝阿特利絲睡在床墊的兩頭，就像十二宮裡的雙魚座，兩人蓋同一床被子。徹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牆站著。空間非常狹小，他們只要伸一下腿，就會踩到人質的床墊。僅有的一扇窗戶被關上了，她們生活在陰暗之中。睡覺前，唯一一扇門的縫隙也會被破布堵上，免得瑪麗娜打開床頭燈時，燈光照進屋裡的其他房間。在瑪露哈的請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藍色燈泡，之前它讓所有人都顯得蒼白得可怕。因此，除了電視機閃爍的燈光之外，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沒有其他光源。這個密閉的屋子完全不通風，充斥著熱氣和臭味。早上六點到九點是最糟糕的時候，人質們醒了，沒有空氣、沒有水、沒有食物。她們等待門縫上的破布被取走，讓她們可以透透氣。咖啡和香煙供應得很及時，而且有求必應，這是瑪露哈和瑪麗娜唯一的安慰。對於貝阿特利絲這位呼吸療法專家來說，小屋裡積累的煙霧是一種災難。然而，由於另外兩位是如此快樂，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著。一次，瑪麗娜抽著煙，喝著咖啡，感嘆說：「如果我們三個能在我家一塊兒抽煙、喝咖啡，笑談這些可怕的日子，那該是多麼美好啊。」那天，貝阿特利絲不僅不覺得自己在勉強忍受，反而遺憾自己不會抽煙。
把她們三個安排在同一間監獄裡是一項應急方案。那輛被撞的計程車暴露了綁匪的行蹤，她們被帶去的第一所房子沒法使用了，這才有了最後時刻的變動和這樣的窘境：只有一張窄床；一張簡易床墊要供兩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間里擠著三個人質和兩個輪班的守衛。瑪麗娜也被從另一幢房子（據她自己說，那是座農場）帶走過，因為那裡的守衛嗜酒如命、不守規矩，將整個組織都帶入了危險的境地。無論如何，一家世界頂級的跨國公司，竟沒有絲毫的善心來為它的追隨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環境，這讓人匪夷所思。
她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她們通過聲音判斷出附近有一條重型卡車專用公路；似乎還有一家賣酒的路邊小店，放著音樂開到下午；有時會聽見召集群眾參加政治或宗教活動的喇叭聲，還能聽見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她們還有好幾次聽見了下屆制憲議會競選活動的口號。更常聽見的是小型飛機近距離起飛和降落時發出的轟鳴聲，因此她們猜測自己是在瓜伊瑪拉爾機場附近。這個提供短距離跑道的機場位於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瑪露哈從小就對草原的氣候非常熟悉，她覺得房間的冷氣並非來自開闊的田野，而是來自城市。此外，守衛們防範過於嚴格。除非他們身處城市中心，否則這很難解釋。
最讓人驚訝的是一架轟隆作響、偶爾經過的直升機。它離他們那麼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瑪麗娜·蒙托亞說，是負責綁架案的軍官來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們不得不習慣那個聲音。在那幾個月里，那架直升機每個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質們確信這與她們有關。
要劃分現實和瑪麗娜充滿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說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圖爾巴伊就在這幢房子的另一個房間里，因此直升機里的軍官每次來訪時，都同時處理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們聽見院子里發出警報聲。「管家」教訓他的妻子，慌慌張張地命令她，讓她把東西抬高點兒、放到這邊、向上翻，彷彿是想把一具屍體塞進某個裝不下的地方。瑪麗娜陰森森地胡言亂語，認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們正在把屍塊藏到廚房的瓷磚下面。「他們一旦開始殺人就停不下來，」她說，「接下來就是我們了。」那是一個恐怖的夜晚，後來她們偶然得知，那晚他們是在給舊洗衣機換地方，四個人抬它都很費勁。
夜裡萬籟俱靜，只有一隻沒有時間觀念的瘋狂公雞隨時都會打鳴。她們聽見遠在天邊的犬吠聲，附近也有一隻狗在叫，她們覺得那是守衛養的狗。一開始，瑪露哈的狀態很糟糕。她蜷縮在床墊上，閉著眼睛。在幾天的時間裡，她試圖保持頭腦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睜開雙眼。她無法連續睡八個小時，幾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時，醒來時，又一次身處焦慮之中，那焦慮在現實中窺探著她。這是一種持久的恐懼：她真切地感覺到胃裡有一條溫暖的線，總是處在爆炸的邊緣，讓她恐懼不安。瑪露哈像看電影一樣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試圖抓住美好的回憶，然而，不愉快的回憶總是佔了上風。她曾三次從雅加達出發回到哥倫比亞，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飯，路易斯·卡洛斯·加蘭邀請她領導團隊幫助他競選下屆總統。在上一屆選舉中，她是他的形象顧問，和姐姐格蘿莉婭在全國展開了競選活動。他們歡慶過勝利，經受過失敗，躲避過風險，因此，這個請求是符合常理的。瑪露哈覺得很合理，很滿意，但是，吃完飯後，她察覺到加蘭臉上有一種意義不明的神情、一種超自然的光芒，她以準確的洞察力快速判斷，有人要殺他。徵兆太明顯了，於是她說服丈夫也一同回哥倫比亞。雖然瑪薩·馬爾克斯將軍給他提了醒，但沒有向他說明死亡的風險。啟程前八天，他們在雅加達被一則新聞驚醒：加蘭被殺害了。
那次經歷使她有了抑鬱傾向，綁架事件又加劇了癥狀。她找不到可以堅守的東西，無法擺脫自己正面臨致命危險的想法。她不說話，也不吃飯。貝阿特利絲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魯讓她很心煩，她也無法忍受瑪麗娜對綁架者的順從和對他們制定的規則的認同。她彷彿是另一個看守，如果瑪露哈睡覺的時候打呼嚕、咳嗽，或是動作超過了必要的幅度，她就會訓斥她。瑪露哈把杯子放在一個地方，瑪麗娜嚇壞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後把杯子放在別處。瑪露哈以極其輕蔑的態度對待她。「您別費心了，」瑪露哈說，「您在這兒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們也擔驚受怕，因為貝阿特利絲整天都在記錄囚禁生活的細節，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講給丈夫和孩子們聽。她還列了一份很長的清單，記錄了房間里所有讓她厭惡的東西。後來，當發現找不到不讓她厭惡的東西時，她只好放棄了。看守們從廣播里聽說了貝阿特利絲是理療師，但是他們把理療師和心理諮詢師弄混了，害怕她在籌劃用科學方法把他們逼瘋，於是禁止她記錄。
瑪麗娜的「墮落」是可以理解的。對她而言，在經歷了近兩個月的死亡前夜之後，在這個已經屬於她，而且只屬於她的世界裡，另外兩個人質的到來就像是一種難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們的關係本來已經非常密切，卻被她們攪亂了。在不到兩個星期內，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無盡的孤獨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這種情緒。
而對瑪露哈來說，沒有哪個夜晚像第一晚那樣難以忍受。那是一個漫長的寒夜。氣象局的數據顯示，凌晨一點，波哥大的氣溫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間，市中心和機場附近下起了毛毛細雨。瑪露哈被倦意打敗了。她剛睡著就開始打鼾，但隨時又會因為自己老煙槍的咳嗽醒過來。咳嗽很頑固，無法控制。清晨，潮濕的牆壁上滲出了冰冷的夜露，這使她的咳嗽更加嚴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時，看守就會用腳後跟在她頭上踹一腳。出於一種難以遏抑的恐懼，瑪麗娜站在了看守們一邊。她威脅說要把瑪露哈綁在床墊上，免得她一直動；又威脅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嚕。
瑪麗娜讓貝阿特利絲聽凌晨的廣播新聞。這是個錯誤。在第一次接受蝸牛電台的亞米德·阿瑪特採訪時，佩德羅·蓋萊羅醫生訓斥、辱罵了綁架者，還向他們發出了挑戰。他威脅他們，讓他們表現得像個男人，承擔起責任。貝阿特利絲非常恐懼，她堅信這些侮辱會落到她們身上。
兩天後，一個頭目如一陣狂風般踹門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著無可挑剔的熱帶羊毛西裝和義大利皮鞋，系著黃色真絲領帶，這衣著和他粗魯的舉止形成強烈對照。他朝看守們罵了兩三句髒話，粗暴地對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們管這名守衛叫「大燈」。「我聽說您很緊張，」他對「大燈」說，「我警告您，在這兒，緊張的人都得死。」接著，他不假思索地對瑪露哈說：
「我聽說，昨晚您很煩人，又出聲兒又咳嗽的。」
瑪露哈回答時十分冷靜，這種冷靜可能會被誤解成鄙視。
「我睡覺的時候會打呼嚕，但是我感覺不到，」她回答，「屋裡太冷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