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接受治療和電擊以外，梅洛迪幾乎都在吸煙區，正如那十二英尺高的圍牆，堅守在那裡，值得信賴。多虧了她的母親，梅洛迪有抽不完的香煙。她的母親在夜間和周末會來探望她，大多數情況下都會給她捎上幾包煙。梅洛迪會慷慨地把煙分給其他病人，就像泌尿生殖診所里免費派發安全套一樣。和她一起抽煙總是值得的。因為有免費的煙抽，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發現和梅洛迪聊天比和正常人聊天要愉快得多——主要是因為我倆不用多說廢話：不用躲躲閃閃，也不用虛偽矯飾；不用小心翼翼地措辭，也不用謹小慎微地繞圈子。我不需要回答日常生活里的無聊細節：你從事什麼工作？你在哪兒住？和梅洛迪的對話往往從談論不接地氣、如同空中樓閣一般的話題開始。你的家人聽不懂，因為他們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他們也不想知道答案。
我轉到亞馬孫河的時候，梅洛迪在那裡已經待了兩個星期了。再加上她源源不斷的香煙和持續旺盛的與人交談的慾望，她對病房裡的每個人都相當了解。她也是一個可怕的長舌婦。沒過多久，我就從她那裡間接得知大部分其他住院者的背景故事。
亞馬孫河裡最年長的、住了最久的人是張女士。這位五十九歲的中國女士成年後就一直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張女士在亞馬孫河住了很久，以致她在娛樂室里都有專屬椅子——電視機對面的那張——大家出於尊重都不會坐她的椅子。我一度以為梅洛迪稱呼她為張女士也是出於尊重——考慮到張女士年紀比我們大許多，又或者是因為梅洛迪不知道張女士的名字。這兩種猜測都是合情合理的，但都不正確。之後我發現梅洛迪知道張女士的名字，只是不能透露，她能告訴我的只有名字的開頭是X，而且特別難念。
然後是喬斯林，一個六英尺高、兩英尺寬的黑人女性，三十歲出頭。梅洛迪說她徹底瘋了——好像剩下的我們都只是住進醫院度假一樣。喬斯林在尼羅河住了超過一個月，而且本來還要在那裡待更久。她被轉到亞馬孫河不是因為健康有好轉，而是因為她完全不會惹麻煩。雖然她的外形令人生畏，但她不會傷害別人，更不會傷害自己。
亞馬孫河裡還住著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的寶拉，患有普通精神分裂症的安吉莉娜，患有強迫症的克萊爾，還有很多很多其他人。我毫不懷疑自己的背景故事也已經像這樣在病房裡傳了開來，因為梅洛迪不知道「慎重」是什麼意思——她根本就不認識這個單詞。幾天之內，我可能就成了大家口中患有二型躁鬱症的艾比，燙傷自己的阿比蓋爾，或者其他類似的稱呼。但至少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多虧了梅洛迪，病房裡沒有秘密。這裡的每一個女人都有程度不等的精神失常，因此你的精神病史成為談資並不可恥。在這裡，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被人評頭論足。
至於醫生們，他們當然抱著相反的態度和我們相處。我每時每刻都覺得自己在接受他們的評判——包括睡覺的時候。這不是我妄想出來的，我必須和哈德利醫生詳細討論我休息的質量和數量，而她總是一副知道我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的樣子，儘管我一再強調我睡得像個嬰兒。我越來越覺得接受哈德利醫生的治療就像在進行一場擊劍比賽，充滿聲東擊西的佯攻、令人眼花繚亂的步伐、猛然的一刺和笨拙的閃躲。我面臨著永無止境的挑戰：我必須給她留下我是開放、合作的這個印象，雖然實際上我在迴避問題、自我防禦。事實往往證明，這是個無法克服的挑戰。哈德利醫生不停暗示她知道我在迴避問題、自我防禦。
我的防線最終在接受藝術治療的過程中崩塌了。大部分其他服務使用者都在畫畫——張女士在把橡皮泥捏成一個看起來像是迷你棺材的作品——而我在嘗試寫作。哈德利醫生在我們之前的心理治療面談中指出寫作對我也許有好處，說我可能會覺得書面交流比口頭交流要容易。她認為這是個非常合理的建議，寫作是我的職業，因此嘗試寫作也許能夠幫我找回從前的自己。
從前的艾比會讓哈德利醫生別再擺出這副該死的自以為是的樣子，但新的艾比只會溫順地點頭。畢竟，落下對治療懷有敵意、一味抵抗的名聲無濟於事。
於是，我盯著一小沓白紙看了快有一個小時。我能想像出哈德利醫生希望看到的內容——一篇心情日誌，或是一篇關於童年的抒情長散文——但當我提起筆時，覺得它像灌了鉛一樣重。我發現在寫作中撒謊比說話時撒謊難得多。我知道，無論我在紙上寫什麼，都會出賣我內心的真實想法。但我必須交點什麼給她看。如果我沒交，甚至拒絕嘗試寫作，那我的治療記錄上又會多一個污點。
當我不再絞盡腦汁去想寫什麼並開始用筆戳自己的手掌時，我終於想到了解決方法。我決定寫一首抽象的小詩。它會是一首非常簡短、非常抽象的詩，可能會是俳句吧。而且我會運用很多煽情但讓人捉摸不透的比喻。然後哈德利醫生就會花好幾個小時去嘗試破譯這首抽象詩，最後依然徒勞無功。更有可能的是，她對我嘗試表達自己感到高興，然後我只需要在下一次面談時在所有該點頭的地方點頭，接著熱情地感嘆寫作對我的幫助有多大。
遺憾的是，等我制定完這個計畫，我已經沒有時間來執行它了。藝術治療快要結束，而我下一次和哈德利醫生的面談就在午飯之後。即使我醞釀好情緒，也沒有時間發揮創造力了。
最後，我只能憑記憶匆匆寫下以下四行字：
希望如此多汁，快要成熟——
你眼饞得舌頭幾乎浸泡在口水中——
福氣露出了一百根腳指頭——
然後在你眼前逃走。
在這四行字下面我潦草地寫了段備註：
親愛的哈德利醫生：
這不是我原創的文字，它來自我上學時背誦的一首艾米莉·狄金森 的詩，描述了一隻貓跟蹤一隻知更鳥的情形。在我坐下來寫作時，腦子裡就蹦出了這幾句詩。我現在寫不出原創的東西。我明天會再試一下。
艾比
藝術治療結束後，我把這張紙塞進哈德利醫生辦公室的門縫，接著走到外頭抽煙。
當然，哈德利醫生很快便指出，這首詩不只是講一隻貓和一隻知更鳥的故事那麼簡單，我想起這首詩也不是偶然。
「這首詩相當切合你現在的情況，不是嗎？」哈德利醫生問我，只是她並沒有真的在問我的想法。
她又掃了一眼那四行詩句，眼神犀利得像泛著藍光的手術刀。我從她的表情能看出文學分析也是她的強項。她或許還能畫出令人驚嘆的水彩畫。
「你想和我談談躁狂嗎？」
「不，我不想。」我答道。哈德利醫生看著我，繼續等待。我聳聳肩，「胡思亂想，決定草率，判斷受損——」
「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打斷我的話，「我不想聽你列舉癥狀。我想知道躁狂是什麼感覺？我想聽你說說主觀的感受。你享受躁狂的感覺嗎？」
「是的，至少在早期，我非常享受。」
「你為什麼覺得享受？」
我嘗試在她的聲音里挑出一絲責備，但沒找到。和平時相比，她的提問更加直截了當，全是直接的開放式問題，在我思考該怎麼回答時，她能耐心地等上至少一分鐘。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是告訴她，躁狂的感覺就像嗑了安非他命，但沒有副作用：躁狂能帶來興奮劑帶給你的專註、活力和自信，卻不會讓你磨牙或者胃痙攣。但是，和哈德利醫生說這些話好像不太明智。
「我享受躁狂是因為它能帶來非同一般的感受，」我告訴她，「它讓你感覺像待在一個完美的小氣泡里，一切都那麼輕鬆、無害。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這樣活一輩子。」
哈德利醫生慢慢地點了點頭，然後說：「但這種感覺無法持續下去，對吧？持續不了多長時間。氣泡總是會破的。」
我聳聳肩。「如果它能持續下去，就不會有我們現在的對話了。」
哈德利醫生苦笑著承認了這個不言而喻的說法。「之後呢？你那時感覺如何？」
「那時」這個詞讓我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如果她問我「現在」的感覺，我可能會撒謊。但我們談論的不是現在，而是一般情況。
「我感覺失去了一切。」我告訴她。
我能看出她想我繼續說下去——她耐心地等著，無論多久都會等。於是我給了她一個類比。她想要「主觀的」回答，而打比方是我能給出接近她想要的回答的唯一方法。
「想像你在陽光下散步，」我開始描述，「來到一個美麗的地方。比如說，來到一個海灘。你能感覺到陽光灑在你的臉上和胳膊上，還感覺到腳下溫暖的沙子。一切都極其耀眼和清晰。你甚至能看清成千上萬的沙子中的每一粒——就是這麼清晰。」
之前我一直朝哈德利醫生的窗外看，外面只有一道光禿禿的磚牆。但是這時候我把視線轉到她身上，以便確定她聽明白了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哈德利醫生點頭示意我可以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