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曝光的兇殺案

霍迪克先生說:「這讓我想起一個案子。這個案子經過了周密的策劃和精心的安排,但恐怕你不會對它上心,因為它還沒有一個妥善的結局,它背後的秘密也沒有浮出水面。總之,如果你不想聽就照直說,我也到此為止。」

「你可能知道,我住在維諾赫拉迪的克魯斯伯克街。那是一條很短的小巷,巷子里沒有酒吧,沒有洗衣店,也沒有雜貨店。住在那裡的人大多晚上十點就上床睡覺,只有年輕人喜歡在家裡聽無線電收音機,到晚上十一點才上床。那裡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守法的納稅人或二級公務員,此外還有幾個養金魚的人、一個班卓琴手、兩個集郵者、一個素食者、一個巫師、一個信奉神智學的旅行推銷員。再就只剩下女房東了,其他人可以從她們那裡租到乾淨整潔、配備齊全的房間,還能享用她們提供的早餐,這就跟租房廣告里說的一樣。

「那個信奉神智學的男人每周都有一天(通常是星期四)直到午夜才回家,因為他忙著跟神靈交流。每個星期二,那兩名金魚行家也是午夜才回家,因為他們去參加了水族聯盟的聚會。他們站在燈柱下討論胎生魚類和龍睛金魚。三年前有一個喝醉酒的男人走過這條街,但估計他住在其他地方,只是在這裡迷了路。以前還有一個名叫科瓦連科還是科皮泰科的俄國人每天晚上十一點一刻都會在回家途中經過這裡。他是個身材矮小、鬍鬚稀疏的男人,住在克魯斯伯克街7號揚斯卡太太家裡。沒人知道這個俄國人是如何謀生的,但是他總是窩在家裡,到下午五點才會拎著公文包到最近的車站坐有軌電車去鎮上。十一點一刻他會準時出現在那個車站,然後走向克魯斯伯克街。後來有人說這個俄國人習慣在下午五點光顧一家咖啡館,在那裡他會與其他俄國人談天。但是其他人說他不可能是俄國人,因為俄國人從來不會那麼早回家。

「去年二月的某一天,我正打瞌睡,突然聽到五聲槍響。剛開始我像小孩一樣玩心大作,在自家的院子里甩了一鞭子,這一下發出了不小的聲響,令我非常欣喜。但是我一下子醒悟過來,意識到剛才是有人在街上用左輪手槍射擊。於是我趕緊打開窗戶,看見克魯斯伯克街7號前面有一個手拿公文包的男人面朝下躺在人行道上。但是就在那個時候傳來嗵嗵的腳步聲,一名警察出現在那個角落,他跑向地上的男人並試圖抬起他,但力氣不夠,只好又把他放回地上。警察說了聲,『該死的!』然後吹響警哨。就在那時,另一名警察在另一個角落出現並跑向中槍者所在的角落。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我快速穿上拖鞋和外套跑了出去。在路上我碰到了住在這條街上的素食者、班卓琴手、一個金魚行家、兩個看門人和一個集郵者。其他人只是隔著窗戶看,他們嚇得牙齒髮顫,心裡想著:『如果我出去,很難說我會不會卷進麻煩里。』此時兩名警察已將中槍者翻了個身。

「我嚇得牙齒髮顫,說道:『啊,這是那個俄國人,名叫科瓦連科或科皮泰科,就住在這條街上揚斯卡太太家裡。他死了嗎?』

「其中一名警察似乎不知所措,他說:『不知道,我們應該叫醫生來。』

「同樣嚇得牙齒髮顫的班卓琴手問道:『為什麼還讓他躺在這裡?』

「此時已經有十幾個街坊聚在那裡,他們都又冷又怕。兩名警察在中槍者身邊跪下,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們鬆開了他的衣領。這時候一輛計程車在這個街角停下,司機走下車來看發生了什麼事。可能他希望這是一個醉漢,這樣他就可以載他回家。

「他親切地問道:『你們怎麼都在這兒呢?』

「素食者結結巴巴地說:『有人中——中槍了。讓他上你的計——計程車,你帶他去醫院。他可能還活著。』

「計程車司機說:『啊呀!我可不喜歡這種乘客。但是,等一下,我把車開過來。』然後他慢慢地走向他的計程車並將車開到我們所在的位置。他說:『抬他進來吧。』

「兩名警察費力地將這個俄國人抬進計程車。司機萬般無奈,運屍體可不是什麼好事。

「先到的那名警察對另一名警察說:『喂,老兄,你帶他走,我要記錄目擊者的名字。』他又轉頭對司機說:『司機,帶他去醫院,開快點。』

「司機發牢騷地說:『開快點,我這爛剎車可沒問題。』說著他將車開走了。

「先到的那名警察從胸前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說道:『先生們,你們要告訴我你們的名字。這只是為了取證。』然後他在筆記本上慢吞吞地挨個寫下了我們的名字。他的手指可能凍僵了,但是在他寫完之前我們都快凍死了。我回到房間時是十一點二十五分,所以整件事應該是持續了十分鐘。

「我估計要是陶西格先生在這裡就會覺得這件事沒什麼新鮮的。但是陶西格先生,你要知道這種事在我們這種名聲很好的街上發生就是一件天大的事。鄰近的街道好像沾了什麼光,告訴每一個人這件事就發生在哪個角落。而稍遠些的街道假裝若無其事,但我告訴你,他們實際上又憤慨又苦惱,因為這件事不是在他們那裡發生的。後來事情又發生了幾次轉折,他們只是不屑一顧地說:『那裡應該是有人死了,但也不一定是真的。』這只是他們嫉妒的表現。

「你可以想像,第二天我們一整條街的人是怎樣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晚報。首先我們想了解這起兇殺案的最新情況,其次報紙上肯定會有一些有關我們街道及街道所發生事件的報道,想到這點就讓我們高興。眾所周知,人們最喜歡報紙報道他們親眼所見的事情,也就是那種可以讓他們做目擊證人的事件。比如說有一匹馬倒在這條街上,導致交通停滯十分鐘。如果報紙沒報道這件事,這件事的目擊者就會牢騷滿腹,然後把報紙丟到角落裡,認為這報紙糟糕透頂。他們認為自己是事件的一部分,但報社卻認為這件事不值一提,這讓他們幾乎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依我說,報紙報道本地新聞的唯一原因,是本地事件的目擊證人如果沒有在報紙上看到相關報道就會很生氣,然後他們就不會再買報紙了。

「告訴你,我們發現沒有一家晚報提到我們街上發生的兇殺案,這簡直讓我們目瞪口呆。我們牢騷滿腹,這些報紙報道了各種醜聞和政治上的爛事,甚至還報道了有軌電車與獨輪手推車相撞,但就是沒看到有關這起兇殺案的新聞。總之這些報紙很差勁,簡直糟糕透頂。但是集郵者突然想到警方也許不讓報紙現在報道此事,這樣就不會影響他們辦案。這種想法讓我們的心緒安寧了,同時也讓我們更加好奇。一想到我們住在這樣一條有影響力的街道上,而且我們是這樣一起神秘案件的目擊者,我們就驕傲不已。但是第二天報紙上還是沒有提到這件事,而且警方也沒有派人過來調查。更讓我們覺得奇怪的是居然沒有人去揚斯卡太太家調查,至少也應該封鎖那個俄國人以前住的房間吧?這讓我們十分震驚。班卓琴手說也許警方想隱瞞整件事。他補充說:『天知道這事情背後有什麼秘密。』

「由於報紙沒有報道我們街上發生的兇殺案,街坊們開始抗議:他們認為一定要做點什麼,那個俄國人是他們的街坊,他們很樂意把這件事追查到底;街坊們明擺著正在受苦受難,這裡的鋪路和照明都非常差勁,如果這裡住著一位議員或者報社記者,情況就會大不相同了。像這樣的牢騷數不勝數,愈演愈烈。因為我在這條街住的時間最長,而且我也不是別有用心之人,街坊們就叫我去警察局當面指出警方處理這起兇殺案的方式有多麼讓人反感。

「於是我就去找巴托謝克警長。我對他還有點熟悉,他是一個憂鬱的人。他們說這是因為以前他失戀了,失戀後他才進入警察局工作。我對他說:『你好,先生,我只是來問問克魯斯伯克街的那起兇殺案調查得怎麼樣了。街坊們都在想警方為什麼把這件事弄得如此隱秘。』

「警長問道:『什麼兇殺案?我們這裡沒接到兇殺案。那條街是我們的管轄範圍。』

「我向他解釋道:『哦,幾天前一個名叫科瓦連科或科皮泰科的俄國人在街上遭人槍擊,有兩名警察去了,其中一名警察記錄了目擊者的姓名,另一名警察招計程車帶那個俄國人去了醫院。』

「警長說:『你在說些什麼呢?我們這裡沒接到報案。肯定弄錯了吧?』

「我說:『至少有五十人都看見了,我們都可以證明——』我開始生氣,『警官,我們是品行端正的市民,如果你要我們對這件兇殺案守口如瓶,我們一定會儘力配合,就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說真的,那樣殘酷地射殺一個人,實在做得太過分了。我們會寫文章發到報社。』

「巴托謝克先生表情十分嚴肅,讓我很害怕。他說:『喂,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我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壓抑著怒火,臉都變紫了。但是當我說到先來的那名警察對另一名警察說,『喂,老兄,你帶他走,我要記錄目擊者的名字』,他先應了一聲,然後咆哮起來:『我知道了——他們不是我們的人。該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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