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羅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亞
魯斯蘭
娜迪亞
艾列克賽
薇拉
莉迪亞
塞爾蓋
弗拉基米爾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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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蓋·弗拉迪米羅維奇，還有別的嗎？」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厲聲質問。他挺著大肚子站在門口，沾了一圈芥末醬的指甲捏著一張紙片，紙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順著牆壁頹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過牆面，斑駁的油漆迴旋落下，我抬頭，張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貓咪，一臉無辜地瞪視。
「還有別的嗎？」
二十萬支香煙和整街餡餅攤的氣味隱隱縈繞在他的鼻息之間，揮之不去，有如苦苦糾纏的鬼魅。
「還有別的嗎？」
他靠著門框，穩住氣喘吁吁的身軀。我小時候他已經是個糟老頭，現在他夠格被稱為老古董。我還是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體力稍微恢複之後，我爸重重踏步，走進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櫃的抽屜，埋頭搜尋洗衣籃，四處亂扔CD光碟片，一腳踩扁錄像帶紙盒。不一會兒，床墊像個酒鬼似的斜靠在牆上，被單一件件垂掛在床柱上，他使盡全力，偌大的身軀不停撕扯、丟擲、踩踏，直到他意識到不管他在找什麼，那個東西顯然比藏在收據里、踩在腳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裡每一件擱著、掛著、立著的東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後，他頹然坐到搖椅上，抽完最後一口我留在煙灰缸里燜燒的香煙。
「還有別的嗎？」
他入獄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歲的時候，他教我受到拷問之時必須保持沉默。他把我媽的一個耳環故意放進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學，關上窗戶，扭開烤箱，拿開檯燈的燈罩，在廚房裡拷問我。冰冷蓬鬆的白雲飄過天空，但在廚房裡，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漬漬、黃澄澄的串燒。到頭來我說不定會招認自己刺殺了基洛夫某個重要人物，我張開嘴巴，正要招認所有一切，但還來不及喃喃說出半句話，我就感覺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還有別的嗎？」他的聲音屈服於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絕對不會招認。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別的什麼？」當他一問再問、聲音軟化到近似耳語，我終於開口。
我爸只是看著我，好像我獲選加入國家撞球隊、拿著他的卵葩練習沖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蟲，還是個報馬仔。別的這個。」他攤開紙片，摺縫之間一片雪白。
「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針把它加進你的茶里嗎？」
當你再也無法辯解，你乾脆耍賴。
「你有沒有受到感染？」他問。他的怒氣已消，只剩下些許為人父的關切，聽來可悲。
「當然沒有。」我只跟其他三個哥兒們共享針頭。
我爸站直身子，轉身走到門邊。「塞爾蓋。」他頭轉也不轉地說。「你必須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為止。」
「不然呢？」
「不然我會拿槍斃了你。」
「這樣一來，你就違背你的假釋規定。」
「我會宣稱那是自我防衛。『庭上，請聽我說，我只是試圖解救我的兒子，以免那個住進我兒子房間、穿起我兒子衣服的瘋子毒蟲出手傷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獄，或是國家法院，絕對沒有一位法官會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證世界並未在一夜之間毀滅，真是令人失望。我跟著我爸走到大樓的頂樓，左邊最後一棟公寓裝了一扇金屬門，門上有道深黑的裂縫，走廊上的燈光由此滲入。
「你看到這個了嗎？」他邊問、邊指指那扇門，眉毛豎起，一副憤慨的模樣。我爸沒讀什麼書，但是意見非常多，藉此彌補學識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準備，等著熬過他那有如寒冬一樣漫長的說教。「他們用回收的錫罐頭造門，小偷只需開罐器就可以闖空門。狗屁倒灶，一竅不通，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開錫門。門裡坐著一個缺了腿的男人，他將近三十，鬍子颳得乾乾淨淨，頭髮好像銀閃閃的滾珠一樣油亮，聞起來像是便宜的烏克蘭煙草和燒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輪椅上，兩條長長的豬皮皮革和帆布垂掛在橡膠車輪之間——他可能擁有整棟大樓最先進的交通工具。
「這位是我兒子，塞爾蓋·弗拉迪米羅維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聲說，然後指指那個缺了腿的男人。「這位是基里爾·安德烈耶維奇。」
「基里爾·安德烈耶維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卻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視。
我爸跟基里爾在廚房說話時，我探頭探腦地四處觀望。我以為公寓里肯定一團混亂，毫無秩序，但客廳的地上乾乾淨淨，只有椅腳和桌腳貼著地面。一個碗碟架擱在澡缸旁邊。排水口周圍沾了一點當天早上吃剩的燕麥粥。一個個盛水的玻璃廣口瓶沿著護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層紅色的水漬。基里爾知道某些我們不曉得的事情嗎？我的喉嚨乾澀，嘴巴帶著廚餘回收般的酸臭，但是從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絕對不妥。
黨團認可的書冊排列在架上：紅軍野戰手冊，審查核實的十九世紀小說，宣揚重工業的樣板頌辭——你在冬宮宮外，或是堤岸沿岸都可以看到這種專門賣給西方人的市儈商品。我拿起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長篇小說，書中描述一位貧苦青年如何成為革命鬥士，是蘇聯時代一部重要的革命小說。如果我早生幾十年，我在校最後一年就必須閱讀這類小說，我無須細讀也會知道書里說些什麼，不管聯合畢業考出了哪些文學考題，我都會輕易過關。但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生，校方指定閱讀《大師與瑪格麗特》——小說又臭又長，好像一條不曉得通往哪裡的運河，結果我考試只得了兩分。沒有大學要我。軍隊不在乎，照常徵召。
一把黑色的手槍擱在咖啡桌上。我拿起來，用大拇指輕撫黑得發亮的槍身。手槍比在電影里看起來沉重。一槍在手，我覺得自己頭頂拉高了幾尺，胯下也增長了幾寸。這裡某處可有一個十八歲的伊斯蘭教小夥子頭一次握著手槍、同樣感到無比強大？
「把槍放下。」
基里爾坐著輪椅穿過門口，我爸跟在他後面。
「你知道契訶夫怎麼形容上了膛的槍嗎？」我說。基里爾板著臉。說不定他的聯合畢業考也不及格。我抹去槍身上的指紋——這也是小時候我爸教我的——把槍放到桌上。
「這會兒你有工作了。」我爸說。他高興得容光煥發。
「誰雇了我？」
「基里爾·安德烈耶維奇。」
「基里爾·安德烈耶維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沒錯，你將為基里爾·安德烈耶維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殯儀師的衣櫃更陰暗。「你肯定在開玩笑。」我說。我爸從來不開玩笑。
「你明天早上開始上班。」我爸說，神情相當自滿。「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他幸災樂禍地笑笑，我是公雞還是母雞，顯然不言而喻。
「塞爾蓋。」我爸說。「你給我記住，我可不怕違背我假釋的規定。」
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學、當上爸爸、吃上牢飯，而放眼不久的將來，我和我的朋友們只可能符合最後一項。監獄是我們學習技藝的場所，等於是唯一一所核准我們入學的學校，我們也只能在這裡獲致拓展未來的專長。念了九年書之後，我們應當進入技術學院就讀，但我們班教出一大群表現不佳的學生，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結果附近一所不怎麼樣的專科學校居然比劍橋大學還難進。沒關係，如果你想走上犯罪這一行，沒有一所學校比監獄更專業。
高中畢業之前的最後一學期，我們的未來幾乎大勢已定。我們逃學喝波羅的海七號啤酒，在陶立特花園朝著過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結了冰的淤泥。兩個孤僻的糟老頭在一張冰冷的桌邊下子彈西洋棋。我們圍成一個小圓圈，哆嗦地擠在一起。
「我爺爺從伏爾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們知道他返鄉之後受到什麼待遇嗎？他們讓這個愛國的老傢伙一屁股坐進古拉格集中營。」沃拉里大聲說。他從頭皮上挑揀出幾個白色的顆粒。可能是絨毛碎屑，也可能是頭皮屑，誰曉得呢？「跟這種可憐蟲扯上關係，真讓我丟臉。」
「去年兩百個新兵還沒趕得上去戰場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們宣稱兩百，真正的數字絕對跟國際電話的號碼一樣驚人。絕對是受到老兵折磨，這可不是開玩笑。」
「整整兩年，你只能操你的軍用水壺，這才不是開玩笑。」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坐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