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格勒，一九三七年至二〇一三年
羅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亞
魯斯蘭
娜迪亞
艾列克賽
薇拉
莉迪亞
塞爾蓋
弗拉基米爾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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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從我們的外婆們開始說起。想當年，葛莉娜的外婆是勞改營的知名人士，我們的外婆們則是台下的觀眾。她們原本是麵包師、打字員、護士、工人，後來有人半夜敲門，抓走她們。她們以為這肯定是官僚單位一時失察，抓錯了對象。如果無法判定哪些人清白無辜，司法體制怎麼可能稱得上絕對可靠？有些人被押上朝西駛過西伯利亞大草原的火車，前胸貼後背，擠在車廂里，車廂牆上布滿以前一批批囚犯的姓名，模糊的粉筆污漬有如一個個鬼魅，縈繞於車廂之中。即使如此，她們依然誤信司法體制百分之百可靠，甚至連被推上駁船、順著葉尼塞河朝北漂流之時，她們依然堅守這個錯誤的信念。但當她們下船登岸、踏上光滑閃亮的苔原，她們的錯覺終於被夏日燦爛奪目、無止無盡的陽光燒灼一空。在遙遠的小城，她們的姓名遭到凈化，從此自家族歷史之中除名。在照片中，她們的臉孔被塗上漆黑的墨汁。我們從未見過她們，但是我們是活生生的例證，證明她們確實曾經存在。她們在北極圈北方一百千米之處締造了我們的家園。
啊，我們又講到自己。我們先從葛莉娜的外婆說起吧。她原本是基洛夫的芭蕾明星，連續五年擔任首席舞伶，後來因為捲入一個波蘭的地下運動組織遭到逮捕。在市區任何一處灰撲撲的擁擠街道中，纖細瘦高的她，看來始終一枝獨秀。雖然她跟我們的外婆們踏越同樣的鐵軌和小河，但她天生註定不會埋沒在礦區。勞改營的營長目光如豆，人格違常，卻也是個芭蕾舞的行家。兩年前，他在聖彼得堡看過葛莉娜的外婆表演《雷蒙達》，而且是戲院之中率先起立喝彩的觀眾之一。當他在名單上偷偷瞥見她的名字，他露出微笑——以他的工作性質而言，此舉可是相當罕見。他舉起小酒杯，跟他的副營長幹了一杯：「敬無遠弗屆的蘇聯藝術，它的力量如此宏大，甚至遠及北極圈。」
在勞改營的第一年，葛莉娜的外婆備受禮遇，像是上賓，不像犯人。她的私人雅房有一張單人床、一個讓她收放衣物的五斗櫃、一個燒柴的爐子，陳設簡樸，但是相當乾淨。營長一星期數度邀請她到他的辦公室茶敘，他們隔著堆滿登記表、配給表、函件通知、上級指令的桌子坐下，討論瓦加諾娃教學法、首席芭蕾舞伶的大腿骨應該多長、柴可夫斯基指揮之時是否真的害怕自己會搖斷了頭、致使伸出左手撐住腦袋瓜。葛莉娜的外婆說營長是「胡扯聯邦的忠誠國民」，因為他堅稱《天鵝湖》包含一段芭蕾舞大師莫里斯·裴堤帕最出名的雙人舞。除了他六歲的外甥之外，沒有人膽敢如此直率地跟營長說話，但他沒有削減她的配糧，也沒有用九克的子彈打穿她的腦袋。他再奉上一杯茶，建議兩人說不定下星期會達成共識，她聽了回了一句：「意志薄弱之人才會以達成共識為目標。」我們對她的仰慕忍不住稍微攀升。營長亦然。
隔年，為了自娛，也為了提振營區的士氣，營長商請葛莉娜的外婆創辦、訓練、領導一個小型的芭蕾舞團。舞團排練了三個月，而後正式首演。有些團員小時候學過芭蕾舞，其他團員則略知農民舞。經過幾個下午的漫長討論，營長和葛莉娜的外婆決定演出簡約版的《天鵝湖》。團員們被冠上似是而非的法國名字綵排演練，一直跳到雙腳布滿水泡。葛莉娜的外婆威脅恫嚇，指示這些人民的公敵一再重複同樣的動作，重新鍛煉她們的肌肉記憶，硬生生教出一群優雅的舞者。大家愈來愈不曉得她是俘獲者、受俘者，或者兩者皆是。但當拉傷的肌肉和腫脹的腳趾疼痛稍止，當幕布拉起、營區的探照燈點亮福利社的另一側，大家都看得出來某個非比尋常的演出即將登場。
我們的外婆們坐在充當觀眾席的福利社板凳上，可想而知地，整個演出荒腔走板。最近的一個交響樂團遠在一千八百千米之外，因此，樂曲透過銹跡斑斑、原本用來儲藏洋蔥的留聲機喇叭流瀉而出。這出芭蕾舞劇需要幾十位舞者，舞團卻只有十位團員，其中四位用煤炭畫上鬍鬚，扮演齊格菲王子、魔法師羅斯巴特、各個不同的男僕、家庭教師和名門士紳。湖上只有寥寥幾隻天鵝；後來有些人開玩笑說有人搶先一步前來狩獵，殺光了禽鳥。團員們舞姿凌亂，頻頻出錯，沒有人跟得上節拍，樂曲早已終止，眾人的手腳依然胡亂擺動。但是葛莉娜的外婆隨後登場，悄悄踏入一圈燈光之中，獨自矗立在舞台上。她的頭髮梳洗整齊，戴上羽毛頭飾，雙肩有如夏日的北極熊一樣雪白，腳上系穿一雙真正的絲綢芭蕾舞鞋。我們的外婆們靜了下來。有些人回想起過去那段到音樂廳看錶演、歡度生日節慶、手執高腳杯、啜飲香檳酒的日子，有些人利用時間暫且打盹。但是我們猜想她們絕大部分深感震懾。她們天天在礦區工作十四個鐘頭，吸進大量鎳塵，連打噴嚏都帶著點點銀光，誰料想得到她們居然有機會觀賞基洛夫首席芭蕾舞伶的私人演出。
儘管出了種種差錯，營長依然非常高興。其後八年，他每年夏至和冬至都贊助芭蕾公演。但他之所以平步青雲，一再陞官，原因可不在於為人慷慨，免費致贈任何物品。對一個決心在囚犯們翹辮子之前壓榨出最後一絲生產績效的人而言，營長發現芭蕾舞公演竟是一個極有效率的脅迫手段。觀眾席的座位——連同加給的配糧——保留給那些超越生產績效的人們，而績效的標準卻是逐年升高。葛莉娜的外婆害她的觀眾們減低了幾年陽壽。
到了第九年，一切畫下句點。葛莉娜的外婆再過不到三個月即將獲釋，而勞改營的營長墜入了情網。像他這種人可能真的愛上另一個人嗎？雖然不情不願，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沒錯，確實有此可能，他說不定欺騙自己，讓自己相信果真墜入情網。我們都曾跟這種男人打過交道，他們當然不是謀害眾人的官僚政客，而是酗酒的男友、拳腳相向的先生、以及那些誤以為種種討厭的毛手毛腳之舉皆是奉承的陌生人。方圓數千千米之內，葛莉娜的外婆是唯一一個見到了營長不至於感到百分之百憎惡的女人。說不定他將之誤認為迷戀？不管原因為何，他在她獲釋八十五天之前把她叫進辦公室。她隨手關上辦公室的門，至於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聽說了警衛們傳播的謠言。據說營長坦然示愛，葛莉娜的外婆卻婉拒營長的情意。即使過了幾十年，葛莉娜的外婆婉言相拒的那一刻依然令人震驚。我們對她的仰慕原本已經漸漸乾涸，但故事進行到這裡，我們心中再度盈滿對她的仰慕，一想到我們曾經指控她與敵人共謀，我們甚至有點不好意思。但是營長不習慣受到拒絕。警衛們偷聽到隱約掙扎、一聲尖叫、衣衫撕扯破裂。營區其他人熟睡之際，營長成了葛莉娜的外公。
說不定他們從頭到尾始終同床共枕。我們哪知道？
時光荏苒，歲月流逝。隨著運動的結束，監獄紛紛拆撤。營區的行政官員從內政部轉任到鋼鐵冶金部，辦公室甚至換都沒換。開採鎳礦的礦工還是同一批人。我們的外婆們嫁給礦工、冶煉廠技工、甚至前營區警衛。為了收入與現實考量，她們待了下來：北極圈鎳礦的薪資是全國之冠，更何況獲釋的囚犯們很難拿到回鄉的居留證。葛莉娜的外婆便是其中之一。她撫養女兒長大，教導學童們。一九六八年五月臨終之時，她躺在病床上，緊緊抓住值班護士的手臂，低聲說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還來不及跟護士說她究竟看到了什麼，她就撒手西歸。
但她的一生是我們外婆那一代的故事。葛莉娜的境遇才是我們這一代的故事。
葛莉娜在一九七六年出生。產科醫生不太喜歡孩童，因此，當他看到她卻沒有皺眉，大家莫不將之視為一個吉兆，認定她是個美人胚子。隨著葛莉娜一天天長大，我們全都認可產科醫生當年的真知灼見。葛莉娜不像她爸爸，也不像她媽媽，而是像她的外婆。
她爸爸是個礦工，她媽媽是一家紡織廠的女裁縫，沒錯，葛莉娜小時候，我們的媽媽們確實讚許她的父母。他們行事合宜，設法保持低姿態，各方面都不引人注目。他們從早工作到晚，謹遵「道德法典」的第二條守則：勞動應當認真負責，增進社會福祉——不事生產之人，不應享有食糧。他們在家中高聲交談，音量大到我們的媽媽們隔著牆壁也聽得到他們沒有私藏任何見不得人的秘密。但是說來奇怪，我們小時候，他們不準葛莉娜跟我們玩耍。他們婉拒我們的邀請，不讓葛莉娜跟我們一起慶祝生日，「國際青年團結日」舉辦慶典活動時，他們一家也提早離去。這些舉動令我們的媽媽們起疑。「他們那家人啊，講得好聽一點是驕矜自負，講得難聽一點是破壞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