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面坐著的女人大概五十五歲上下，身上的毛衣已有些起球，除了結婚戒指外沒戴任何飾物。波留一眼看出對方生活不太寬裕，但是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優雅氣質。正是這種氣質使得波留他們無條件地相信了這個女人說的一切，包括她在診所工作的時間是從七十年代末一直到診所關閉。女人說話時低著頭，有時會抬起眼睛，視線停留在對面波留和彈的喉嚨上下的位置，或是坐在他們旁邊的樹里的胳膊附近。
波留覺得女人心裡可能在感嘆，這些孩子一個個都平安出生，都長這麼大了！當然啦，也無從得知她是否真這麼想。現在的季節在東京已經用不著穿冬裝的厚外套了，而輕井澤這邊還很冷，在這家靠近新幹線車站的咖啡館裡還開著暖爐。要說的話都說得差不多了，但是又不能起身離開，大家都有點尷尬地坐在那裡。
作家野谷光太郎近三十年前曾經採訪過這個女人，當時她就是那家倍受矚目的診所的員工。她的聯繫地址竟神奇地粘貼在當年採訪的剪報本上。可是彈按照電話號碼打過去時卻是叫另一個名字的人接的。後來彈委託了偵探事務所，以近三十年前的地址、姓名和年齡為依據，找出這個名叫橋冢貴子的女人。她在大約十年前，因為公公去世，搬到同一個城市的丈夫老家去了。
彈和她聯繫後告訴大家，橋冢貴子答應見面，也沒表示出為難的意思。只是因為平時要照顧婆婆，所以只有在把婆婆託付給護理機構的日子裡才能放心外出，後來定下來的日子就是工作日的今天。時間安排上比較自由的樹里和波留，還有請了假的彈就這樣來見面了。
當彈問到捐精人信息時，貴子回答說病歷之類的資料都沒有了。自己雖然沒有處理關閉診所的相關工作，但在打官司的時候，估計診所把不利的病歷都處理掉了。那些打官司時使用過的材料，雖然沒有親眼見過，應該也在診所關閉時一併處理了。「那是為什麼呢？」樹里問。貴子回答說：「關閉診所的時候院長已經決定要去美國了，而且根本沒打算再回來。」她聽院長的意思是不想再過問自己處置過的病例了。「那又是為什麼呢？」這回是波留髮問了。
「我想是太失望了吧。」貴子回答說，「院長沒有跟我們這些職員詳細說過，我也就是猜猜而已。院長最初是抱有極大期望的，他說的話可能聽來有些不可一世，他常說醫療是為了救助人類而存在的。AID，也就是人工授精的目的也在於此。進入八十年代後，診所開始涉足『借腹生子』，也就是現在說的『代孕』。他大概認為這是一種使命吧，認為所有人在這一點上必須是平等的，所以診所也歡迎未婚女性和同性戀者。可結果還是沒能打破禁忌的壁壘，如果是宗教觀、道德觀方面的問題，那還有商量的餘地。可事實並非如此，也就沒有了討論的餘地。說實話，最後有點破罐破摔了。對於那些在診所治療過的病人，說不好聽的，最後都放任不管了。」
彈又問了是否有偽造身份、經歷、病歷等信息的捐精人。關於這個問題，波留在來的新幹線上也聽說了。「那隻不過是個傳言。」樹里安慰道。而波留聽聞後受到了打擊，但更發愁的是她完全失了方寸，不知接下來該怎麼辦了。
「雖然難以啟齒，但確有其事。」貴子頭也不抬地盯著桌面回答。
貴子開始在光彩診所工作的時候，申請人就已經不被要求提供相關文件了，僅通過一次審查就可以接受光彩診所的短期綜合體檢。也就是說，只要通過了半田院長的診斷，誰都可以成為捐精人。
貴子從別的職員那裡聽說一開始申請人是有義務提供診斷書、畢業證書、成績證明等諸多文件的，還要經過包括面試在內的三次篩選。在家族病史方面，還要填寫一大堆煩瑣細緻的項目。如果有近親的死亡診斷書，還會要求提供。貴子推測後來由於捐精人數量很快地不足起來，導致篩選規定變得越來越松。以一名患者提出訴訟的事件為契機，診所迅速受到社會關注，捐精人和患者都激增。貴子記得診療費就是從那時起變得昂貴起來的。當時，捐精人分為四組，患者可以從中進行選擇。這四組分別是：智力和藝術感覺出眾者；運動能力出眾者；容貌風姿出眾者，還有就是沒有出眾之處，但各方面平衡均等，都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據貴子說，不管哪一種類型，越出眾精子價格就越貴。
這其中有自稱是時裝模特的，有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有參加過國民體育大會的田徑選手，還有說是十三年前在同人雜誌上發表的小說曾入圍芥川獎的。可是這些經歷都是真實的嗎？……貴子低垂著眼睛說，有的人說自己在一流企業工作，可始終也沒拿出過一張名片來證明。
「作為義務，這些捐精人可都是被強制體檢的吧。至少他們的健康還是有保證的吧。」波留說。
「是的，再怎麼說，對每個人的健康診斷還是沒有問題的。」貴子回答。
「那個人肯定是沒問題的。就是不知道那個人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中是否有視網膜色素變性症的患者。」波留在心裡小聲嘀咕著。
沒有病歷、沒有記錄，最重要的半田院長也已去世，所以是不可能找到捐精人的了。最終，談話歸結到了這個論斷上。
「您還知道其他員工的聯繫方式嗎？」樹里似乎覺得自己想到了一個妙招，一臉興奮地問。
「我只知道兩個人的。一個到現在還互寄新年賀卡，但我估計很難從她那兒得到比今天更多的信息，她比我更早離開診所；還有一個比我晚進入診所，後來是一起離職的。」
「那您還記得比您先來的護士長，或是員工主任這些人的名字嗎？」波留緊咬不放。
「有個叫佐藤惠子的是當時的護士長，經常配合半田院長的行動。其他的只記得昵稱了，真名有些記不清了……」
「那位佐藤女士，當時住在輕井澤嗎？」
「不好意思，診所當時並不是個氣氛融洽和睦的工作場所，所以也很少談起住處、經歷什麼的……」貴子依然低垂著雙眼。
「不是有個現在還互寄新年賀卡的朋友嗎？」彈溫柔地提醒了一句。
「嗯，怎麼說呢，也許當年半田院長的考慮是做著那樣的工作，不想讓同事之間的關係搞得太親密。可正因為這樣，大家就更想和其他人聊點什麼了……我和那個叫結城靜的朋友年齡相仿，在休息日時還一起結伴吃個飯什麼的。」
「你們都聊什麼呢，是捐精人和患者的事嗎？」
「是，因為和別的朋友不能說，診所有保守秘密的義務。」
「你們是說些『在有名的銀行總部工作卻不帶名片出門是怎麼回事？』這樣的事來嘲笑一番嗎？」話一出口，波留馬上意識到自己的聲音又過於尖厲了。
「不是那樣的！」貴子抬起頭，直視著波留斷然說道，「我們會討論如果結婚後生不了孩子該怎麼辦？因為我們都還單身，所以會這麼想。我們覺得生不了孩子的原因是在於自己還是在於丈夫，心情和處理辦法肯定是不一樣的。在診所工作後，自然而然就會產生這些想法。」
貴子一口氣說完這些，一言不發地盯著波留看了一會兒，然後又挨個看了另外兩人一眼，靜靜地加了幾句：「診所在管理和規定上越來越馬虎草率，院長身上的確也存在外界熱議的拜金主義。可是，儘管這樣，診所里還是有一種讓人自發地嚴肅認真對待生育孩子的氣氛，這是因為無論是院長，還是參與診所成立的其他人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們都堅信生命和生育的平等性。」
「對於剛才您說的那個問題，您的答案是？」樹里向前探了探身問。
「靜說她理解前來診所的女人們的心情，她的夢想是結婚後有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我和她不一樣，我不想為了生個孩子搞到要藉助陌生人的地步。我們討論說，不能說和父母任何一方都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就不是親人，夫妻是一家人，收養來的孩子也是一家人。我們倒也不都是說這類話題，不過還是經常提到的。雖說當時連結婚對象都沒有，說起這些來依然熱情高漲。」
「那……」樹里欲言又止，貴子朝她看了看，接著說了下去。
「神奇的是，我們的情況正好反過來了，我結婚後很快就懷了孕，所以才從診所辭了職。現在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在東京工作，最小的還在身邊。比我早些時候結婚辭職的靜，後來生不了孩子，但她連不孕治療都沒做。賀年卡上也只有他們夫妻的名字，說不定她還記得年輕時熱血沸騰的話語。或許她想通過賀年卡告訴我，當年我說的話是對的。」
大家陷入了沉寂中。大門口的鈴鐺響了起來，一群年輕女子魚貫而入，每個人都抱著購物袋，大聲說笑著坐到了桌邊。
「您能告訴我們結城靜女士的地址嗎？」開口的是樹里。
「我先跟她打個招呼，再告訴你們。很抱歉，因為現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那就請您多多幫忙啦！」彈低頭致謝，而後看向樹里和波留，催促她們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