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科爾伯格離開警察總部時，時間剛過晚上八點。前一天，在圖裡爾德斯普蘭地鐵站附近發現了一具屍體。
赫提格提出開車送她回家，但是她謝絕了。她想走到中央車站，然後乘地鐵回安斯基德。
她需要一個人待一會兒，好放鬆一下頭腦。
當她走下通往昆士布羅河濱大道的台階時，她的手機震了一下，她收到一條信息，是她父親發來的。
「嗨，」他寫道，「你還好嗎？」
快到克拉拉高架橋的時候，她的思緒又回到工作上去了。
她家三代人都做了警察。祖父，父親，現在是她。祖母和母親都是家庭主婦。
阿克，她想，是個藝術家，兼家庭主夫。
當父親知道她想追隨自己的腳步的時候，為了讓她打消這個念頭，他給她講述了無數的故事。關於支離破碎的人們、癮君子和酒鬼、毫無意義的暴力。告訴她，「人們從不落井下石」是個謊言。大家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也會一直這樣幹下去。
但是，做警察，有一點是他特別憎惡的。
他所在的警局位於斯德哥爾摩南部郊區，距離地鐵和輕軌都很近。每年至少有一次，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到其中一條線路上去撿拾殘存的屍體。
一個頭，一隻胳膊，一條腿，一個軀幹。
每一次，都是極大的打擊。
他不想讓她看到自己看到的景象，而他想說的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做什麼都行，就是不要做警察。」
但是無論他說什麼，都無法動搖她的想法。恰恰相反，他的話反而更加堅定了她的決心。
而要進入警校，第一個障礙就是她左眼的視力。手術花去了她所有的積蓄，還要連續六個月每個周末都長時間加班，才付得起手術費。
第二個障礙就是，她發現自己太矮了。一位脊椎按摩師幫助她解決了問題。經過兩周的背部治療，他成功地幫她補上了那不足的兩厘米。
去體檢的路上，她一直平躺在汽車裡，她知道，哪怕只坐一小會兒，身高就會收縮。
如果我失去了動力怎麼辦？她想。
這根本不可能發生，她想。你只需要堅持下去。她穿過通往中央車站的公共汽車站，乘扶梯下去，穿過輕軌和地鐵之間擁擠的通道。
她打開錢包，裡面只有兩張皺巴巴的百元克朗紙鈔，回家的車票要花去三十塊。她希望周一給阿克用於家庭開支的錢還剩下一些。即使阿倫德能把車修好，她猜至少也要花上幾千塊。
工作和錢，她想，到底該怎麼擺脫它們呢？
等兒子約翰睡下了，珍妮特和阿克就坐在客廳里喝茶。歐錦賽就要開始了，這個賽前節目正在詳細分析瑞典國家隊的奪冠形勢。與往常一樣，至少可以打進八強，期望能進半決賽，甚至奪得金牌。
「對了，你爸打電話來了。」阿克眼睛盯著屏幕說。
「他說了什麼特別的事嗎？」
「和往常一樣。他問你怎麼樣，還問了約翰和他的學習情況。然後他問我是否找到工作了。」
珍妮特知道她父親和阿克之間有過節。他曾罵阿克是懶鬼，還有一次說他是個空想家，說他懶惰，是個懶骨頭。他起的負面綽號可謂異常豐富，有時，他直接當著阿克的面說出來。
通常，這種時候，她會感覺對不住阿克，並馬上跳起來維護他，但是最近，她發現自己越來越同意父親的看法了。
他常常說自己很高興做她的家庭主夫，可實際上她在家乾的活並不比他少。如果他真的在繪畫方面有些作為也就算了，但是說實在的，他在這方面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動靜。
「阿克……」
他沒有聽到她的話，他正聚精會神地看一則關於歷屆瑞典國家隊隊長的報道。
「我們的經濟狀況真的糟透了，」她說，「我都沒臉再給我爸打電話了。」
他沒有回答。
「阿克？」她試探性地問，「你在聽嗎？」
他又嘆了口氣。「是的，是的，」他說，眼睛依然盯著電視屏幕，「但至少現在你有理由給他打電話了。」
「你什麼意思？」
「博斯那會兒打電話來，」阿克口氣里透著不耐煩，「不就是想讓你給他打回去嗎？」
太讓人難以置信了，珍妮特想。
她不想跟他吵架，於是，她從沙發上站起身，走進廚房。
這裡有一大堆東西要洗。阿克和約翰剛做過煎餅，證據還在呢。
不，她才不要洗。就放在這兒，等著他來洗。她在餐桌旁坐下，撥通了父母家的電話。
這是最後一次，我發誓，她想。
打完電話，珍妮特回到客廳，重新坐到沙發上，耐心地等待節目結束。她很喜歡足球，可能比阿克還要喜歡，但是她對這種節目卻沒有一點興趣。裡面的空話太多。
「我給爸爸打電話了，」當出現結尾的字幕時，她說，「他會給我打五千塊，好讓我們熬過這個月。」
阿克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
「但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了，」她繼續說道，「我這次是說真的。你明白嗎？」
他動了動身子。「是的，是的，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