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四年里，我逃跑了五次。一開始，我想給那兩個把我送來的走私販塞錢，讓他們送我回去，把我放到西海岸上的隨便哪個地方。失敗後，我又試圖走陸路，結果三次都被邊防軍送回了孤兒院。到了第三次，他們說，再有下次，他們可不會管我是不是小孩了，他們會開槍。
我明白我的父母已經死了。但這並不妨礙我編織出一些聊以自慰的幻想——他們說不定活了下來，瘟疫說不定從未波及我家，她說不定也為他們做了些安排，像她為我做的一樣。我盡量讓自己這樣相信，儘管明知這一切只是虛妄。
到了16歲，我在新安克雷奇當起了碼頭工。我跟那些莽撞的船長一起工作，去解救他們撞上礁石的船隻，收入相當可觀。
到了休息日，我偶爾會前往當年上岸的港口，站在人群之中，與他們一同咒罵新來的移民。那時，大陸上的瘟疫已趨於平息，走私販大都不願再把倖存者送往北方，擔心自己會染病。不過其中一些人仍在加利福尼亞沿海設有隔離屋。倖存者只要在裡面隔離一周，出來時也沒有出現任何癥狀，就會被認為是安全的，可以上路。
本土主義是一場金字塔騙局，在這個已然擁擠不堪的城市，我發現自己對難民充滿鄙夷。我們在碼頭底下沖他們嚷嚷，讓他們滾回家去，儘管我們心知肚明，他們的家鄉已是瘟疫橫行。我們舉著標語，將他們斥責為恐怖分子和罪犯，拆毀了為他們準備的住所。這樣做時，我感覺很好，感覺自己已經在這裡紮下了根。
他們的漂泊印證了我的歸屬。
18歲生日那天，我在碼頭工人宿舍里發現有人從門縫底下塞進來一個信封，裡面的紙陳舊發黃，是一封信。
親愛的本傑明：
我想告訴你一些事，一些你有權知道的事。
我剛到你家時，心是空的。我以為這世上再也沒有任何美好的事物了。然後，我遇見了你，於是我明白我錯了。我們一起在河裡度過的時光，讓我重拾了快樂。
我曾對你說過，斷骨只要接得對，痊癒後會比原來還要強韌。這句話反過來也同樣成立。
真希望我們認識時彼此都還是孩子。我想我們一定能成為最好的朋友。我多麼想帶你去看看我小時候的家，看看我們那片棕黃的海，還有你爸爸用護牆板做的海盜船。我多麼希望你能見見你的爺爺、奶奶，他們都是善良又正直的人，而且一定會非常愛你。你的祖祖輩輩，都有著善良的心地。
而我最希望的，是你能在新家過上美滿的生活。還有，不管我曾讓你受過怎樣的委屈，我都希望你得到幸福。我愛你。
薩拉特
30727-83161
我把信扔進一隻舊鞋盒。隨後的近40年中，我再沒看過它一眼。
時光荏苒。我上了學，拿了個歷史學位。隨後，彷彿命中注定一般，內戰研究貫穿了我的整個職業生涯。
瘟疫結束後，國已不國，歷史學家賴以還原史實的資料大都失傳了。但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我並沒有退縮，我搜尋著每一份文件，每一份被遺忘的目錄，每一位倖存者的證言，頑固得近乎偏執。同事們並不知道我的身世，也從不認為我的堅持有什麼異樣，對沒有得到完美解答的問題刨根問底，似乎本就是學者生涯的一部分。
一天，我在喬治亞做完一場演講正準備回家。我與其他乘客一同上了飛機，我們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停機坪上等待機翼從陽光里多汲取些能量。我盯著面前的屏幕。屏幕上是一幅內陸地圖，還顯示著一些數字坐標，標示出我們在地球上的方位。
突然間，我明白了薩拉特信末那串數字的含義。
一回到家，我就把儲物箱翻了個底朝天，直到翻出那封信。第二天，我就飛回南方，去往那串數字標註的地點。
那是一片一貧如洗的鄉野，位於國境的最南端，靠近佛羅里達海岸線。在這裡，即使把空調開到最大，也依然難敵熱浪。我驅車駛過寸草不生的農田和破敗的村鎮，戰後的貧困隨處可見，不時還能看見幾面三星旗無力地垂在拖車前的旗杆上——提醒著人們，在紅區的許多地方，戰爭雖然停止了，卻從未結束。
我來到一座矮小的農舍前，房子不帶農場，只在屋前有一小塊土地，屋後有一片貧瘠的河床。前廊上有個男人，正在清掃排水溝里的沙土。我敢說，他肯定比我年輕，但長年的暴晒把他的皮膚變得十分蒼老。
「您有什麼事嗎？」見我順著車道走來，他開口問道。
「老實說，我其實也不知道。」我說，「我有……我有這兒的地址。但我不知道——我這麼問您不會介意吧？您住在這裡很久了嗎？我是說，是不是瘟疫前就在這兒？」
他臉上溫和愉快的表情霎時變成了懷疑。我有些後悔，覺得自己不該在這樣一個地方提起「再統一瘟疫」，畢竟在這一帶，一些媚俗的年輕人不時仍會穿著印有茱莉亞·坦普爾斯通藝術鏤空頭像的T恤。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道。
「本傑明·切斯特納特。」
「哇，我的天哪！」他說，「我這麼多年都以為我媽肯定是瘋了。進來，進來吧。」
他領我進屋。客廳里有一張破敗不堪的沙發，上面坐著一個老婦人，在聽舊日的情歌。她孱弱消瘦，身旁放著一把輪椅。
「媽媽，有人找你，」男人說，「就是你這些年來一直念叨的那個人。這位是本傑明·切斯特納特。」
一時間，她盯著我看，那樣子彷彿我是個鬼魂。隨後，她雙手掩面。
「我一直以為死前等不到你了。」她說。
老婦人打發兒子去弄點喝的，然後示意我坐到她的身旁。她撫摸著我的臉，就跟認識我似的。但我卻壓根兒不認識她。
「像。」她說，「我看得出來。雖然不明顯，但你還是有幾分像她。」
「我不想騙您，」我說，「我完全不認識您，也不知道我為什麼來這兒。」
她哈哈大笑：「我想她是刻意這樣安排的。」
老婦人跟我握了手。「我叫小萊拉·德諾姆，」她說，「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認識你的姑媽薩拉特了。早年間，在你還沒出生的時候，她經常光顧我媽媽在老奧古斯塔港開的酒吧。」
她的兒子端著一罐檸檬水回來了。「媽媽，對不起，我那些年不該那樣說你，」他說，「我想你是對的。」
「來吧，」她對我說，「不如讓我帶你看看你為什麼而來。」
她的兒子想扶她一把，但她卻讓他出去繼續清掃排水溝。她從輪椅上取下一根拐杖，示意我跟著她到廚房門外去。
我們走進一座地下避風窖。地窖的木門曾上過紅漆，但油漆早已斑駁剝落，難以辨認。門上有一把掛鎖。老婦人戴著一條項鏈，上面掛著一把鑰匙。她把它交給了我。
「去吧，」她說，「它們現在是你的了。她把它們全都留給了你。」
我打開門，陽光瀉入地窖。我看見地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我的姑媽過去的那些日記本。
「一共有兩打，」老婦人說，「我向她保證過，我絕不會丟棄，也不會去讀，兩樣我都做到了。」
我端詳著那些筆記本。想到它們曾沾滿我的媽媽那間溫室里的泥土，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甚至怕自己會當場嘔吐。
「你這麼多年都一直留著它們？」我問。
「沒錯。」老婦人答道。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這麼幫她，還一幫這麼多年？」
「為什麼？」她重複道，感到頗有些好笑。「因為這麼做才對啊！」她笑道，「薩拉特說過你是個可愛的孩子。本傑明，不過你得明白，在地球上的這個地方，對錯不取決於勝負，也不取決於誰殺死了誰。在這裡，對錯甚至與是非無關，只取決於你能為自己人做些什麼。」
她指向西面，指著土地的盡頭，那裡的田野一片死氣沉沉，僅有幾間窩棚和破敗的馬廄散布其間。塵土在太陽下飛揚。
「你知道，去參加『再統一慶典』的喬治亞代表中，有三個是這兒的人，」她說，「他們回來後，不出幾天，半個鎮子的人就全病倒了，所以這兒如今才顯得這麼荒涼。這裡死於瘟疫的人，是亞特蘭大以南最多的。」
她用拐杖敲敲避風窖的門。「比利的爸爸和我，我們在這個洞子里住了18個月，」她說，「我們靠罐頭過活，在一個臨時馬桶里解手，然後每周趁夜深人靜出去倒一次。就這樣過了差不多兩年，直到這兒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瘟疫蔓延不下去了為止。」
「天哪，」我說，「那可真是人間地獄了。」
「沒錯，」老婦人回答，「我們是這兒附近唯一倖存的人家，因為只有我們提前把車開到附近的三個鎮子上，見到焗豆罐頭和瓶裝水就買。只有我們做了準備。」
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她的意思。
「再殘酷的恩情，也是恩情，」老婦人說，「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