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設計，遵循的原則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這和西方近現代普世法制設計的「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不同。
西方法制設計的兩個規範對象，一是私權，二是公權。也就是私人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政府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寧當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設計思想，到底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優勢很明顯，就是達到了私權和公權上的某種平衡，公權為合法私權服務，概括理解為：合法的公權既保障合法私權之權。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權為重。
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皿煮自由主義。
按照這個理論，政府完全是為了保障合法私權而存在。政府的公權力必須受到合法私權的嚴格制約，凡是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政府就不能幹。即「法無授權不可為」。
這種理論的發源基因其實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業社會的「無政府自由主義」。
在他們看來，政府公權力的出現，只是無奈之舉，是仲裁大家私權力的公共契約，是底線保障體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權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實現最公正的個人私權。
這就是後世西方人為了皿煮自由無所不用其極的內在原因。
那麼，西方這種法制設計的弊端又在哪裡？
李洛和崔秀寧都認為，是對「公」的解讀有誤。
西方把「公」，當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對立。公私權力之間，被定義為零和遊戲。
對「公」的解讀出現偏差，是造成後世西方一系列社會治理難題的根本原因。使得因為私權對公權的制約，導致私權的惡性變異。
比如，一個連殺幾人的罪大惡極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還要進行人道關懷。
道德是私權的質量，是私權的審美。可西方以法律為唯一懲罰依據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過來千方百計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於有沒有做壞事，而是在於，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認定他有罪。西方現代經常發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壞事，但法律層面卻無法定罪的案例。
因為法律的表現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約束漏洞。也就是「法網必疏」。西方越是有錢人，就越是能利用資源尋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寧的眼中，用華夏傳統哲學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論解讀，公又是什麼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麼？無私。
這就是道之陰陽的轉化衍生。西方人怎麼會明白呢？
簡而言之，公權力的存在，遠不僅僅是保障私權，還要優化私權在質量、時間、空間上的彈性和精神物質上的文明高度。
公權是為了更多的私權，更大的私權，更好的私權，更長久的私權。所以是「大私」。
當私權和公權發生衝突，私權就要讓步。當更多的私權和公權衝突，那麼公權就不再是公權，而是轉變為私權，新的公權產生。
這就是陰陽轉化。
本質是道，不是法！
公權力不需要刻意制約，公權力只需要保持不變質即可。也就是，只有變質為私權的假的公權力，才需要制約。
保持公權力不變質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這就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公權力的判斷標準，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個衙門，在符合道德的情況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職責範圍的權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權力。
拿大唐來說，警部的職責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發現工程出現問題，就能超越職責範圍，參與行使對工程的公權力。
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壟斷在工程建造上的權力。
禮部不管監察。可倘若禮部發現在監察上的問題，也可以超越職責行使監察上的權力。
在大唐，部門的公權力不是專管，而是主管。專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門都沒有權力專管。因為專管就是對某個領域的權力壟斷。就是因為你是警部，治安領域就完全是你來管？憑什麼？就憑你掛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為你是財部，財政的事就完全你來管？不行。
你掛個禮部的牌子，就能壟斷禮制教育之權了？不行。
個人沒有治安執法權，也沒有監察權，可只要發現相關問題，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權和監察權。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權力，判斷標準只有一個：符合道德。
那怎麼看當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簡單，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後產生的後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個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舉報偵查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過程和後果，是好還是壞。
你抓錯了人，舉報錯了人，你說你好心辦了壞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懲處。
因為你的結果，沒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學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沒問題，你是在行使公權力。可要是這家學堂抓錯了人，那麼學堂就要受到懲罰。
這就是大唐的公權力，聽起來是不是很霸道？
其實，華夏古代政治，一直是這麼乾的。
族權行使的，就是一種公權力。在華夏古代，所謂的公，從來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壟斷，其判斷標準是公心。也就是所謂「為公為私」。
宋朝各部門的相互彈劾和職責上的重疊，也是這種公權力的體現。只不過，趙官家這麼干是制衡權術，而李洛這麼干是為了各部門相互監督。
那麼華夏古代以封建道德為依據的法律，是不是落後於時代呢？是不是不能進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體系呢？
當然不是。
比較一下就知道了。華夏後世的治安環境，很明顯比西方好，而且還是發展中國家。
為什麼？
就是因為古代德治法律體系的慣性影響。說句不自誇的話，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一貫就比西方強。
李洛和崔秀寧完全能在華夏傳統的基礎上，搞出比後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設計。
華夏這樣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煙消雲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東西，成為將來的世界普世價值，不好么？
對公權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過各部門的相互制約監督，打破官官相護的習俗。弱化黨爭和路線之爭，代之以部門之爭，更有利於吏治。部門之間相互找問題，官員貪腐就更加困難，濫用職權、不作為、官道失貞等行為就更容易暴露。
這難道不比「法無授權不可為」強？
「法無授權不可為」，並沒有推導出「法有授權必要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責任，裝聾作啞。後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據了。
歷史選擇西方文明難道是註定的？無非是後世西方發達了，先制定了標準，掌握了意識形態的霸權而已。
兩人要是在古代就處處學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後世出現一條鐵路因為私人反對就修不好，手段殘忍的殺人犯還能繼續活命，出現重大疫情無法管控，明明是發達國家卻治安長期惡化的情況。
就是到了積貧積弱的晚清，西方已經佔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曾李左張這些人傑，也仍然主張中體西用，難道一定是錯的？他們都是傻子么？
他們失敗了，不代表中體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體西用就不行？要是滿清是漢人王朝，是不是結果就有所不同？
至於讓全民參與監督的銅簋制度，難道一句「告密成風，人人自危」就抹殺了么？
銅簋制度的本質，就是後世的檢舉揭發制度，作用又類似後世的攝像頭監控體系。後世任何單位，哪怕是一家國企，都設有檢舉揭發制度。
這就是為何崔秀寧沒有限制銅簋設置許可權的原因。理論上說，就算是民間商社組織，內部也能設置銅簋！
這的確造成了告密成風，可好處卻遠遠大於弊端。這是對掌握權力資源者的制約。不然，發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麼多眼睛盯著？
後世老虎和蒼蠅落馬，大半都是因為舉報揭發制度起的作用。還不能說明問題？武周時期，反對武則天的那麼多，卻始終成不了氣候，銅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婦寺沒有越權。因為風月場所本就是司婦寺的管轄範圍。要是風月場所不設置銅簋，崔秀寧反而會覺得辛苦這個寺卿當的不夠好。
大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