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致遠念完對牟巘等人的授官敕令，又拿出第二道文書，卻是一道詔旨。
「唐王詔旨！詔曰：先，朱溫以宣武篡立，前唐傾覆，而後梁遂立。開五代篡頻之惡，後多效之，以致漢家衰敗，契丹趁間，兩宋孱弱，肇始者溫也。」
「溫無道，立國十餘年而亡亦。寡人觀五代政治，尤以朱梁暴虐尤甚，慘不堪言，令人髮指。而溫更以亂人倫之禮，得由其子弒之，遂至淪亡。古來帝王家室之禍，莫過此也。」
「此輩梟虎豺狼之輩，悖逆無道之屬，集惡於一身，失德於天下，遺毒數百年，豈能為帝乎！後梁者，正統何在焉？」
「今，改五代為四代，廢后梁之名，以宣武逆藩代之。另，廢朱溫帝號，以朱逆代之，廢棋陵號，廟號，謚號……」
群臣聽到針對數百年前的朱溫如此嚴厲的處置，不禁心中凜然。
大王這是壓根不承認後梁是朝代，更不認朱溫是梁太祖了。而且把五代篡位頻繁，導致中原元氣大傷，造成契丹南侵，兩宋孱弱的原因，歸咎到朱溫身上。
朱溫冤枉么？
似乎有些冤枉。但仔細一想，他們也覺得不冤枉。
五代篡位叛亂如此頻繁，起碼朱溫開了一個不好的頭。這也使得宋匡胤兄弟矯枉過正，壓制武人，導致軍力孱弱。
但是吧，這麼大的責任，朱溫根本當不起，充其量只有部分責任而已。可是因為此人人品太差，私德太壞，也沒有人同情他。
誰教大王是李唐後裔呢？怪就怪朱溫運氣不好。
可笑那朱溫死後數百年，皇帝的頭銜一下子被擼掉了。
馬致遠繼續念道：「重印《五代史》，《資治通鑒》，五代皆改為四代。宣武逆藩之年號，亦廢之，改為哀宗天佑年號。欽此！」
好嘛，後梁硬生生沒了。
文天祥和鄭思肖等人覺得不太妥當。畢竟後梁的確存在，怎麼能一道詔書就抹除？這可不是小事啊。
不過，考慮到大王的身份，他們也無法勸諫，因為這妨礙了孝道。
李洛看到群臣沒有反對，對自己的騷操作很是滿意。這一道詔書公布，他的隴西李氏出身，和李唐後裔的身份，就實錘了。
可李洛的騷操作還沒結束。
馬致遠又開始宣讀第三份詔書：
「唐王詔旨！曰：大唐以道治天下，以士行其事。士者有四，曰文士，曰武士，曰理士，曰道士。」
意思是，大唐以大道治理天下，用士子來執行。士子分為文士，武士，理士，道士。
這就把武士，理士，道士提高到和文士一樣的地位了。
武士不用說，自古都有。道士嘛，現在唐國人也不陌生，就是各級道廟的道官。可理士是什麼？
很多人不明白。
卻聽馬致遠繼續宣讀道：「文士者，研習經史子集，人文藝術，文明教化。武士，研習軍事武技，戰術戰略。理士，研修自然之道，數理之奇，匠造之巧。道士，研習道經，弘揚大道，佈道天下，凝聚華夏民心。」
這一下，眾人都明白了。原來，那些匠師就屬於理士了。
李洛搞出來的的理士，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
這道詔書，是他和崔秀寧很早就搗鼓出來的，只是一直沒有正式宣布而已。理士，完全就是一個新事物，而且對舊文人挑戰很大，趁著剛剛監國阻止最小，李洛決定拿出來。
很顯然，這四種士子的從業方向，也是有所安排。
文士，其實也不是傳統的儒士了。李洛的詔書中說，研究經史子集，人文藝術，文明教化的，屬於文士。
瞧，多了一個「人文藝術」的新辭彙。
也就是說，不光儒士屬於文士，就是一個劇作家，一個音樂家，也是文士！
李洛的文士，其實就是後世的人文科學從業者。
文士用來搞教化，繁榮藝術文化。武士就是從軍從警，保家衛國。理士負責自然格物研究和製造技術，道士就是用來祭祀傳道，統一華夏思想民心，抵禦異教的侵蝕。
各司其職，相互影響促進。李洛還是在用士子治國，但他的士，已經不同了。
接著又是第四道詔書：「……頒布刊行《大道論》，凡士，皆研讀之……」
道家思想偏理科，哲學思辨性更強，用來替換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再好不過。不過唐國的道家其實也是新道家，融合了儒家。
經過鄭思肖的努力，納儒為道的理論體系已經全部建立起來。鄭思肖的《大道論》中明確提出，儒乃是天地大道的分支，屬於人之道。所以儒士，也是道家信士。
大道論認為，天地大道包括理之道（自然科學）和人之道（人文道德）。
理之道包括物道，數道，醫道，匠道，農道等；人之道又包括君道，臣道，武道，民道。
總結是，天地大道就是昊天上帝意志決定的真理，任何人都能順應大道，都應該順應各自的道。
文天祥也看過《大道論》。他的理解是，大王其實是在復古改良，將先秦時代的百家思想，存其精華去其糟柏，然後融會貫通為一，再以道家之名提綱挈領。
當真是千古未聞的神來之筆。用來凝聚人心，教化天下，治國理政，那是再好不過了。
百家皆為我所用啊！大王之雄才大略，由此可見一斑。
李洛看過《大道論》，覺得邏輯上推理極嚴，沒有漏洞，準備下詔刊印，發行天下。
這幾十年，經過金亡宋滅，蒙元逞凶，儒家勢力遭到沉重打擊。現在是儒家最虛弱，最自卑的時候，一部《大道論》轟出，將如同春雷一般震撼人心，一掃頹勢。
趁虛而入，取而代之，行思想革命之偉業！
李洛覺得《大道論》以後世的眼光看，將唯物和唯心有機結合起來了，就如同道家的陰陽八卦，並不是像西方哲學那樣，將兩者對立起來。
在李洛和崔秀寧的指導下，《大道論》總結改良了華夏文化，是華夏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李洛君臣不知道的是，《大道論》不但將來成為整個東方的統治思想，甚至影響了整個世界，讓華夏文明始終保持了絕對領先。
鄭思肖也由此成為世界級的大思想家。
第五道詔書，才開始涉及到實際政事，叫《積肥令》。
世界各國古代農耕民族，皆重視糞肥和草木灰肥。可問題是沒有嚴密的管理，不但造成糞便污染，還造成大量的糞便浪費。
比如此時，鄉村甚至城中人畜隨處便溺的現象處處可見，不但很不衛生，也讓人畜糞便大量浪費。
同時，古代漚肥手段不好，沒有經過發酵處理，效果也打了折扣。
倘若能有效治理，不但能美化環境，還能使得畝產增加。保守估計，也能增加一成糧食。
李洛似乎記得，後世中國曾經推廣過積肥漚肥，大概內容他不太清楚。但他相信肯定有人知道怎麼做。
《積肥令》事關國家大計，本身不奇怪。可讓百官意外的是，《積肥令》還有一個附加內容，就是廣修公用茅廁。
古代是有公廁的。就是《周禮》和《墨子》這麼古老的書，也提到了公廁。可以說，華夏是最早有公廁的國度。
可問題是，公廁太少了。這也是導致鄉村城池到處大小便的原因。
為何？是古人傻？
非也。
因為古代是土地私有制。公廁佔用的土地，算誰的？要知道，公廁所在，穢氣沖鼻，蒼蠅又多，影響的不僅僅是茅房所佔的面積。
比如臨安城，這麼大的城池這麼多人，總共有多少公廁呢？
不到十個。
還都是趙官家在的時候修建的。
而且古代公廁一次只能使用一人，可不像後世公廁那樣能同時多人使用。那你說，一旦有行人內急怎麼辦？
當然是乘人不備找個角落就來。
別說男子，女子內急了也只能這樣。
《積肥令》要求城中千人必須有一公廁，大路邊每隔五里，必須有一公廁。
另外還在城中城立管理衛生的清城所，專門管理公廁和衛生，以及城中人畜糞便和垃圾處理，還負責處罰。
清城所還負責城中糞肥貿易，收入所得俱歸清城所。
如此一來，唐國將擁有世界上最乾淨的城市，還能減少疾病傳播。
最後一道命令，是頒布《女嬰禁殺令》。
本來，這應該是海東時代《大唐簡律》的條文。可江南百姓對《大唐簡律》還不太了解。李洛乾脆單獨發一道詔，讓百姓更加重視。
「……夫大唐以道治國。有民家重男輕女，殘殺女嬰，以至於民間男多女少。寡人聞吳縣，男子倍於女子，大而難娶，煢煢孤老，此非悖逆天道之報也？」
「人有五倫，男豈無妻？寡人不忍彼等之患也。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