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上來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時期，1957、1958年是比較特殊的兩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勝利超額完成。同1952年相比，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9%，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53%，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新生的共和國用鐵一般的數字向人們證明著自己選擇社會主義方向實在是非常地正確。然而，道路的正確並不意味著前進中沒有曲折和坎坷。在為新中國能在短時間內拿出經濟建設如此的輝煌成就而興奮的同時，我們還是得承認，掌握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傳統，人口多達好幾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又千差萬別的龐大國家，對於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沒有十載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那還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新鮮事。對象狀況的複雜和自身質素的欠缺決定了，新中國的前進之路不會是一馬平川、平波無瀾。
就在陳寅恪寫下「聞歌一笑似京華」的1957年5月份，小他幾歲的毛澤東在中旬的時候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文章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作了相當嚴重的估計，「認為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佔1%到10%，黨內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強調現在應該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還應注意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帶領中國共產黨百折不回、浴血奮戰，穿風破浪一路走來的毛澤東，對矛盾問題有著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構起來的他的鬥爭哲學顯得內蘊深厚而又精恰實用。熟悉他的戰友們，甚至我們這些對近世中國歷史比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輕鬆地看出，這是一招戰爭年代裡解放軍慣用而又屢試不爽的誘敵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後，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反擊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並不需要為此發動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運動中發生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把許多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和黨外愛國民主人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是即眾所周知的「反右擴大化」。其後，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運動，多年來因為身體原因和各種照顧政策一直都「窩」在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的陳寅恪開始受到真正的衝擊。
事實上，1949以後的新中國很長時間裡一直都處在運動當中，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傳統因為慣性的緣故仍在頑固地延續。而陳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這一次。三年前，時任黨委書記、在中大領導了數場運動的龍潛便曾在「肅反運動」期間，多次在會議上揶揄和諷刺陳寅恪，認為「看陳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當眾作詩對陳寅恪行其罵人嘲笑之能事。用陸鍵東的話說，「這件事開了陳寅恪自1949年以後遭受政治衝擊的先例」。
較之後者，批判「厚古薄今」運動期間，陳寅恪的遭遇要嚴重得多。這裡，我們扼要而言，當時的情況大體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陳伯達應郭沫若之邀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古薄今，邊干邊學》的報告，痛陳「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缺點是言必稱三代（夏、商、周），脫離革命的煩瑣主義。有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企圖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歡討論幾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對幾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對現實問題不感興趣。哲學、經濟、歷史等等都如此，這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風氣」。一個月後的4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范文瀾《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強調：「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還必須分出一部分力量去佔領古史的陣地。古史是資產階級學者進行頑抗的據點，他們在古史上佔了些點或片斷，就在這些小角落裡稱王稱霸，目空一切。其實，他們所佔據的地盤，不過是若干個夜郎國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這個陣地佔領過來……這個經驗是值得學習的。我們只要花點功夫，任何一個學術部門都可以壓倒他們。」6月11日，同樣是《人民日報》刊發郭沫若《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的通信，有言：「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只偏重史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採用他的長處，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們。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對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當仁不讓於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
平心而論，郭沫若的話並沒有表現出對陳寅恪特別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話讓我們在其鮮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貴的尊重。畢竟也是讀書人。然而，可悲的在於，一如詮釋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的，文字一旦形成就會在閱讀者那裡獲得無數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會行徑又何嘗不是這樣。沒法否認，那時的郭沫若畢竟也已不是單純的書生，《人民日報》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鈔，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會主義建設剛剛取得不錯成績的新中國，開始變得相當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國：陳伯達報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採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並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抓緊這個運動，「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畫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等37個文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繼續批判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講話提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並認為崇拜有兩種，除錯誤的個人崇拜外，還有一種「正確的個人崇拜」。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該校長馬寅初，採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報刊也發表大量文字，對馬寅初進行公開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予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6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406斤），並認為「在3年到5年內，使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華北、西南等區農業協作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