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身世之沉浮與社會大環境總是密切相關，在陳寅恪尤其如此。我們還是將視角放大一點，先來看看40年代末的中國情勢吧。
1948年，小陳寅恪三歲的毛澤東在給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寫的十月革命紀念文字里，飽含深情地宣稱：「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著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夠求得解放的。」寫作此文的一個月前的連續兩天之內他相繼發電對遼瀋和淮海戰役的戰術部屬戰鬥任務作出最高指示：……你們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錦州作戰方面，求得儘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達到，只要攻克了錦州，你們就有了主動權，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你們以十一、十二兩月完成淮海戰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劉鄧協力作戰，將敵打至江邊各點固守。秋季你們主力大約可以舉行渡江作戰。對平津戰役的部屬整整在淮海部屬的兩個月以後，又一封電文發往前線指揮機關：從本日起的兩星期內（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只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繫，而不作戰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敵人對於我軍的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對於自己力量總是估計過高，雖然他們同時又是驚弓之鳥。平津之敵決不料你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夠完成上列部署。你們應該鼓勵部隊在此兩星期內不惜疲勞，不怕減員，不怕受凍受飢，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後，再行休整，然後從容攻擊。那是一段金戈鐵馬戰火紛飛的崢嶸歲月。
眾所周知的「三大戰役」將徹底改變百餘年來你爭我奪群雄逐鹿的炎黃故土在當下的實力對比。抗戰勝利以後一度堅甲鐵兵不可一世的國民黨軍隊，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經過了八年敵後抗戰的共產黨軍隊卻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紀律的嚴明以及指揮人員的優異，而在戰火的考驗中不斷強健不斷壯大了起來。正在發生著和即將到來的戰鬥，特別是三大戰役，仍在並將繼續加速這種變化的趨勢。史料顯示，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進行的遼瀋戰役就殲敵47萬餘人，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敵軍52萬餘人，稍後進行的淮海戰役更達55萬之巨！三大戰役使蔣介石政權由此被極大的削弱，並事實上「戰」定了其最後失敗的命運，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對中國文化頗有體認的蔣還是很懂未雨綢繆的憂患之道的。轉運黃金儲備、文物寶藏等去台灣的活動即是明證。金銀瑰寶之外，知識分子，特別是一流的知識分子也在搶運之列。
就在毛澤東電告前線自己對平津戰役設想的三天（12月14日）以後，也就是新保安圍殲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專機冒險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機場徐徐降落。這時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兩個月前的10月14日錦州開戰，31小時之內，守城部隊悉數被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第六兵團司令盧冫睿泉以下10萬人被俘。其後不久，在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的指揮下，共產黨的東北野戰軍很快取長春、下瀋陽、奪營口，迅速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東北野戰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揮師入關，完成了與華北兵團的匯合。顯然，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險了！教育部的專機正是因為華北形勢的危急而匆匆北上來接人的。
能夠讓南京政府上層這樣花力氣的人並不很多。那麼南京方面挂念的人是誰呢？傅作義？顯然不是，仗還沒開打就接走華北「剿總」的總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笑話。很明顯，既然是教育部的專機，那麼要接的當然是教育界的「寶物」。儘管當時的北平尚有不少學教界的名流，但專機的待遇顯然不是人人都能夠榮享之的。幾小時以後的南京機場為證：乘該機南徙的學人其實就只有兩個。一個是身居政學之間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如所周知，胡君留學美國，以一篇創辟新說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暴得大名，後挾實驗主義思想歸國高擎起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整理故國學問的大旗，更由於得到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長為新派學人的領袖，一時之間重譽迭來，聲名鵲起，稍後更出任過駐美大使等不少官職，因之處身政學之間，頗為蔣氏政權所重。另一個人，就是陳寅恪。同胡適不同，陳寅恪一向推重學術之獨立，嘗語後學：「古今中外，哪裡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因為作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的。」更有甚者，當年蔣介石自比唐太宗，曾託人以重金請生活正艱辛的陳寅恪寫太宗傳，而為其所拒。然而，事雖如此，南京政府還是沒忘了在13日給胡適的電話中讓胡適邀陳寅恪同飛江蘇。自然，這確是出於對人才的愛惜。
其實，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與陳寅恪相識的青年部長陳雪屏專機飛北平接後者南下，不過陳寅恪沒有答應罷了。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曾經執教西南聯大的陳雪屏現在早已不是當年的青衿士子，對學術與政治關係極其敏感的陳寅恪懶得與官僚同行。胡適自然要好出許多。
正如作為學生的季羨林先生所說：「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考諸當時的史料，我們發現確是如此，對於時事的流轉變遷，寅恪有著深切和細密的感受。這一年春天的詩作三首以及南下前兩個月寫給楊樹達的信便是顯證。
三首詩，一首作於除夕佳節時，一首作於焰火分飛日，一首作於手植海棠期。前者名《丁亥除夕作》，曰：
殺人盈野復盈城，誰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紇馬，宣和浮海女真盟。
興亡總入連宵夢，衰廢難勝飢歲觥。
五十八年流涕盡，可能留命見昇平。
中者名《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鄰舍兒童數十人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
火樹銀花映碧天，可憐只博片時妍。
群兒正睹長安社，舉國如乘下瀨船。
坡老詩篇懷舊俗，杜陵鼙鼓厭衰年。
新春不在人間世，夢覓殘梅作上元。
後者叫《清華園寓廬手植海棠》（亦作《戊子三月二十五日清華寓園海棠下作》）：
北歸默默向誰陳，一角園林獨愴神。
訓猛難忘前度事，種花留與後來人。
江城地瘴憐孤艷，海國妝新效淺顰。
勝取題詩紀今日，繁枝雖好近殘春。
南下前兩個月零十天，陳寅恪曾致信楊樹達寄去其為《論語疏證》所作序文，中云：
遇夫先生道鑒：
大作序勉強草成，聊以塞責，若以為尚可用，則請將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錯誤之處痛加刪改，感幸感幸，時事如此，不欲多言。專復，敬請
著安
弟寅恪敬啟（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在陳寅恪友朋當中，楊樹達是頗為重要的一位老友，兩人第一次通信是在1934年左右，1940年的8月2日陳寅恪在複信樹達時有「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的稱譽。1948年上引信後，兩人仍有幾封書信往還，從中頗能見出晚年寅恪歷史命運的升降浮沉。此處不論。就詩札資料來看，「殺人盈野復盈城，誰挽天河洗甲兵。」除夕哀嘆，以及「時事如此，不欲多言」的落寞收筆，都讓人清晰地感受到了作者身處世間留心世事的真確心跡，而另外兩首詩中「下瀨船」之語以及「愴」、「殘」二字顯然也不是隨手亂置可存可換的無關文字，在放煙花、樹海棠這類高興的日子裡，如此的用字，顯然是一時心境的自然流露。
我們還是把視角轉移到國內政局和戰場來具體看看陳寅恪10月份給楊樹達回信以前的烽火舊事，以便為理解其心靈變化的外部環境提供一些必要的資料性說明。
1948年1月1日，由國民黨各民主派別聯合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並發表宣言，明確提出要推翻「賣國獨裁政權」。5日至19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鈞儒、章伯鈞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建民盟領導機構，恢複活動，並發表宣言，主張採取革命方法，反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共中央發言人對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複活動表示歡迎，並指出：這「表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是何等廣闊。」國內政壇悄悄發生著新的變化：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講話，在使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走上正軌中起了關鍵性作用；1月18日，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