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疾加重
陳寅恪在中年雙目相繼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對於終身以讀書、教學、研究學問為己任的陳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難以體會的。他的孩子那時雖然年齡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內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個時候全家都籠罩在憂鬱的氣氛之中。關於陳寅恪失明的記載，她們在回憶短文中分別有載。
陳寅恪自幼秉性好靜，嗜閱讀，常深思，不喜戶外遊戲。因為出生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入家塾啟蒙後即嗜好讀書。毫無疑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好讀書這一點成就了後來的陳寅恪。
先賢老子早就給人們講過了福禍相倚伏的道理，《易經》也早就給我們提供過否極泰來的成語，愛讀書這一點對於陳寅恪來說其實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這在第一章我們已經約略提到。
陳寅恪讀書極勤，早年讀書用眼過度，長期伏案寫作，加之歲月艱辛身體勞損，致使目力嚴重受損；由於好學和勤奮，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的近視。在國外的多年求學生涯中，他嗜讀不倦，不圖虛名，不拿學位看重知識，不為學歷而讀書，為知識而讀書。用功頗勤，經常廢寢忘食地扎於書堆之中，在知識的海洋里遨遊，其樂無窮，並且掌握了閱讀十多種語言的能力，通曉十多種文字。年輕的陳寅恪將有限的青春全部寄託於迷人的知識殿堂里，加上國外求學，花費高，資金來源不充足，雖然一同在國外求學的朋友會互相幫助，但是異國他鄉，求學的路程都是極其艱辛的。處在13歲時候，正值少年生長發育旺盛，也是眼球長軸發育趨向穩定之際，陳寅恪在這個年齡即東渡日本求學，他曾經談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學所帶便當只有點咸蘿蔔佐餐，偶爾有塊既生又腥的魚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陳寅恪在異鄉仍苦讀不輟，以致營養不良，引發「腳氣病」，不得已返國。後來再度出國留學的時候，為了節省時間可以多學點東西，他經常帶著點麵包作午飯，這樣在圖書館裡一呆就是一整天，學到的東西是越來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體營養長期跟不上，身體也在變得虛弱起來。他逃難離開北京的時候，右眼視網膜已經出現剝離的現象，若能夠及時到達英國，眼疾當可以醫治得到痊癒，不會導致失明。但是戰亂生活困頓，沒有及時趕到英國治療，導致目疾進一步加重。
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近視，由是鼻樑上總離不開眼鏡，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清華園裡，無論是夾著布包袱上課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離不開它。陳寅恪的眼睛近視緣由是否有遺傳因素，很難考察出來。因為散原老人80高齡後仍能閱讀，陳寅恪的母親也沒有視力不佳之聞。最重要的原因應和環境因素、陳寅恪孩童時就開始長期近距離用眼，加上光照嚴重不足等有密切關係。
回到國內，陳寅恪任職清華國學院，這對於陳寅恪而言是一個研究學問的黃金時期，在「教書匠」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不遺餘力地教導著求知若渴的學子們。在授課之餘，利用點滴時間，夜以繼日地從事著自己鍾愛的學術研究事業，在這穩定安靜的十年里，也是陳寅恪著述最豐盛的十年，這麼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陳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燈下、鉛字中遨遊數年的碩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長期的超負荷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無影無形中加重了陳寅恪本已高度近視的眼睛的疲勞，直至演變成讓人遺憾和辛酸的難以治癒的病痛。
時局多難，萬事無常，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的曠世災難拉開序幕。那個時候陳寅恪剛滿47歲。不久日軍攻佔了北平，陳寅恪父親散原老人懷著對祖國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國運，憂慮國難，生病後毅然拒絕服藥，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終於9月14日在憤懣中帶著無盡的遺憾與當時那個紛亂動蕩的社會長辭，享年85歲，此為陳家最重大的變故。經歷了父親臨終前後的這段日子，對陳寅恪的影響和打擊是巨大的，為父親拒食抗日不幸辭世的傷痛和震撼、為時局如此不堪的憂慮和苦悶、為日寇入侵帶來苦難的憎恨和憤怒，如此種種，錯綜交織，如針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傷的寅恪的心。經歷了如此大的家庭、國家的變故，還有身邊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顧，身上的責任感一時間也變得沉重起來，在這些苦痛與壓力的雙重打擊中，陳寅恪的身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遠比學術研究的困難和坎坷嚴重和殘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過度勞累，這個時候陳寅恪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漸漸的右眼失去了視力。
那時陳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喪來不及趕回，陳寅恪是當時家中唯一的兒子，先行主持喪事。國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極勞累，親友來弔唁時家屬均一一還禮，叩首或鞠躬，頻繁彎腰、低頭，以後方知，此類姿勢對高度近視者極不相宜，可能誘發視網膜脫離。可能正是這諸多因素促使陳寅恪在父親治喪期間右眼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決定是否施行手術，對陳寅恪夫婦是一次嚴峻的選擇。陳寅恪一度住進同仁醫院眼科病房，他不僅向醫生詢問有關病情，手術前後事宜及成功或失敗的預測等，還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詢。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複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當時身負國恥家仇的陳寅恪想到絕不能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
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經受住打擊，以在淪陷區教書、任職為恥，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悄然離開京城。雖然當時他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仍攜全家輾轉南渡逃難。當年，陳美延剛出生，陳流求八歲。陳寅恪夫婦經過反覆商量，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很慎重和認真的，同時也是極艱難的，因為當時的陳寅恪對於身體健康而言是極需要這樣一個及時的手術的。但是最後，他們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陳寅恪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散原老人的身後事，在父親逝世後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陳寅恪考慮當時局勢隱瞞了教授身份，於1937年11月3日，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歷經逃難的各種艱辛，才到達湖南長沙，不久因戰局關係，學校遷往雲南。他們不顧路途的勞累，再度南下。到達香港的時候，唐篔身體抱病不能跟進南下，暫時留在香港。陳寅恪只好獨自到西南聯大任教。在此期間他時常患病，視力模糊，閱讀、書寫吃力。戰火紛飛的時局，北京寄往長沙的書籍，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長途跋涉中，隨身攜帶的珍藏的書籍又時有丟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復存在，這直接導致了日後很多著述難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諸東流。陳寅恪可謂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漸加劇。蔣天樞先生在記述的按語中寫道：「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於失明。」蔣先生嘆曰：「天歟，際遇之不幸歟？」凡此種種的不幸，陳寅恪的情緒極度低落。據當年同在昆明的俞啟忠表兄相告，逢空襲警報來臨，他常陪同陳寅恪去躲避轟炸，以防陳寅恪因視力缺陷發生意外，可見當時陳寅恪的視力下降得厲害。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月，輾轉逃難、敵機轟炸、貧病交加，幾近失明的陳先生授課不掇，著述不掇。備課從不懈怠，所授課業讓許多後輩受益多年。經虎門抵達香港時，已經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陳家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赴西南聯合大學上課，但是唐篔原患心臟病，旅途勞頓，體力不能支持，陳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路上書籍的丟失，無疑增加了現在校讀工作的繁雜和難度。陳寅恪校《新唐書》時，已遠不如校《舊唐書》時的悠閑。流離西南，生活極不安定，現在他的眼睛視力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傳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詩箋證稿》的大部分文字是這一時間完成的。
戰爭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導致萬千人民流離失所，陳寅恪這個時期，接應牛津之聘的願望也一再因為戰爭因素受阻隔，最終抱憾放棄。逃離淪陷區香港後，曾經逃難到桂林，暫時任教廣西大學。之後由於時局緊張，又開始了漫長的輾轉歷程，陳家幾經逃難，陳寅恪的體質愈加衰弱，唐篔及幼女時有病痛，終於在1943年底到達四川成都，執教於燕京大學。先住入學校租賃的民房內，此時正值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燈光昏暗，且常停電，陳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在極端簡陋的條件下照舊備課並從事學術研究，完成多篇論著。寅恪的視力在那個時候已經日漸減退，那時他的手寫字跡已較前明顯增大，記得一次期末評卷後，陳寅恪因視力不濟，已無法按校方要求將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