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意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並決定由英國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陳寅恪的助手，這是該校建校700年來第一次聘中國學者任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程綏楚用「今聖嘆」筆名著文云：「先生在戰時應牛津之特聘，主講東方漢學，全歐漢學家雲集於奧格司佛城，女史學家陳衡哲評之曰：『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司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也。』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辦事處後住宅中，親聞于衡哲女士者。」
牛津大學聘任陳寅恪為中文教授，與設在倫敦的一個名為「大學中國委員會」的機構有直接的關係。早在1935年5月，由於牛津大學原中文教授蘇維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學正式宣布另覓人選填補中文教授之空缺，並在1936年3月就遴選中文教授事通過有關的大學規章中，列明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除牛津大學有關方面人士外，特別留一席位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指派代表出任。「大學中國委員會」是英國政府為推動英國的中國研究，於1931年從庚子賠款中撥出20萬英鎊成立的，主要由英國漢學家和與中國有關係的人士組成。從1936年牛津大學頒布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看，儘管大學的代表可以從不同學科和學校行政的角度考慮，但最有資格從漢學的角度去考慮人選的，應該是「大學中國委員會」的成員。至1938年，牛津大學就聘請中文教授一事採取更具體行動。先是在1月決定中文教授的空缺應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補，隨後在5月委任了4名遴選委員，並按原議預留了一個席位由大學中國委員會指派。
在牛津大學中文教授的檔案中，最早出現陳寅恪名字的一份文件，是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教授顏慈（perceval yetts）在1938年10月28日致牛津大學註冊處的一封信。這封信使我們確切地知道，牛津大學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經做出聘請陳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決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協會是1933年由時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總幹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個「國際性文化友好組織」。
根據「大學中國委員會」轉來的關於陳寅恪的一些材料和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教授顏慈本人的以及杭立武等的介紹，牛津大學很快就作出了聘請的決定。很顯然，牛津大學決定聘請陳寅恪為中文教授，除了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影響外，在中國方面，當時參與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中國學者和官員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陳寅恪因為昆明的高原氣候，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時常鬧病，心裡也眷戀著與家人早日團聚，加上唐篔屢病需要照顧，陳寅恪希望通過攜家赴英講學，這樣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克服生活、經濟困難及種種不便。從推動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陳寅恪想到在外國的環境里，能對發展國際漢學和推動中國文史研究有所作為。於是他決定離開西南聯大到英國講學。親朋好友對陳寅恪的決定都表示贊同，並為他有這樣的機會垂青表示高興。同在西南聯大任職的好友吳宓得到消息，特地在昆明市內的海棠餐館為陳寅恪餞別，有詩《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云：
國觴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
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
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
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1939年暑假，陳寅恪離開昆明經河內到達香港，準備全家乘坐輪船到英國，開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適逢國際局勢轉變，蘇聯加入英美陣線，以對抗德國，日本因與德意志結為軸心同盟，終以演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一時沒有赴歐洲的輪船。再加上旅費不足等原因，沒能去成英國。牛津大學的檔案顯示，陳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戰爭受阻不能按時上任，曾於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學註冊長，原函未見，但這封信的原文在檔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我原來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歐洲，並且萬事俱備，由於局勢緊張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數天，如今歐戰已經爆發，此時此刻，我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決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學年度赴英之事，我將返回雲南，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牛津大學馬上作出相應的決定，1939年9月，在陳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時，牛津大學的監察委員會已向大學當局提出建議，允許陳寅恪延遲至1940年度第一個學期初就任。此建議隨即為大學當局通過。於是，陳寅恪在香港滯留到九月，秋季開學前又返回昆明上課，陳寅恪的失望與苦惱可以想見，國難、家仇、離恨，令人無限感嘆。此時，唐篔的身體狀況依然欠佳，病體未愈，於是還和女兒留在香港，沒有與陳寅恪同返昆明。陳寅恪在1940年再次動身赴港，顯然是根據牛津大學這一決定，準備在1940年度第一學期到牛津上任。
1940年的暑假，陳寅恪由昆明回到香港省親，並再次等待時機赴英國，以應牛津漢學教授之聘。就陳寅恪的主觀意願而言，赴英之意願是很堅決的。但是剛到香港就接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郭復初來電，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事須再緩一年。當時歐洲戰爭局勢日烈，地中海已經完全不能通航，赴英願望再次落空。時居混亂，陳寅恪一家只能滯留香港。這時陳寅恪還在積極地為赴英做準備，這份意願仍然是堅決的，似乎理想就在不遠的地方向他招手。陳流求在《回憶我家逃難前後》一文中也回憶陳寅恪在滯留香港期間，「仍在做些赴英的準備，如縫製他素不喜歡穿的西服」。由於當時時局的關係，不得已擱置行程，並欲儘快回國，滯港亦非所願，寄籍香港大學實屬不得已之舉。
1941年底，日軍突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佔香港，學校停課，陳寅恪在家閑居約半年。這個時候，陳寅恪應牛津之聘的計畫完全被打消，一直到1945年秋陳寅恪赴英國醫治眼疾前夕，他對於赴任牛津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修中誠在一份於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中還提到，他正在向大學提出一個由他和陳寅恪共同商擬的計畫，陳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國，將有助於為英國的漢學研究開拓一個新時代。可惜的是，雖然陳寅恪當年秋天就到達英國治療眼疾，終因未能奏效，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聘任。從牛津檔案的其他部分可見，陳寅恪和牛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修中誠最樂於花時間和精力探討一些各自感興趣的問題，特別是牛津大學的漢學發展。1942年至1943年間，修中誠訪問中國，其間專程到桂林和當時任教於廣西大學的陳寅恪相處了一個月，兩人就牛津大學的漢學發展進行了詳細而具體的討論。這批檔案保留下來的一些文件，映照出學者執著於學術追求的獨立人格的光輝。
牛津大學檔案中保留了一封當時在倫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代表、武漢大學教授陳源於1945年12月31日寫給牛津大學校長的信件，信中寫道：
我的朋友陳寅恪教授委託我轉達以下事宜：陳教授請我感謝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經動過兩次手術，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醫院留多久。事實上，他並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夠完全恢複視力，不過，他相信即使有幸恢複視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較大量地閱讀，還需要至少兩至三年的時間。所以，他決定，一旦他的身體狀況恢複到足以應付舟車勞頓，就會馬上返回中國。故此，他不得不謝絕接受牛津大學中文教席的榮譽。他為把這個決定告知你而深感遺憾，並且希望你相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他覺得，只有儘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對大學，對各有關人士，以及對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從這些通過第三者轉達的話中，隱隱然可以感覺到陳寅恪先生為無情的命運捉弄而不能遂其志的無奈。1946年1月21日，牛津大學正式公布陳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辭職。在中英兩國學術史上令中英很多學人惋惜不已的這段「姻緣」，也至此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