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
幽靜的清華園，矗立著王國維的紀念碑，學子們每經此地總會懷著對一代國學大師的崇敬與惋惜的心情，而又總會為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陳寅恪所寫的碑銘所感動與激勵。碑銘中稱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練的語言總結表達了近世啟蒙思想運動以來中國學者要求學術獨立與自由的理想，成為正直學者的追求與人格的象徵。早在1905年，王國維即論述了學術獨立的意義，他說：「夫哲學家與美術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學者的天職，他希望「今後之哲學、美術家毋忘其天職而失其獨立之位置則幸矣」。他評論學術界時，主張將學術研究視為目的，而非國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這樣學術才能獨立，而「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自殺方式表現的獨立與自由是偉大而永恆的。
作為我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一生通曉蒙、藏、滿、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文字，尤精於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後從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學術史上開拓了研究的新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將傳統的治學格局與西方現代文明相結合，開拓出了嶄新的學術路徑，這其中陳寅恪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代表人物。
陳寅恪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他之於我們民族和當代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其自由無羈的思想和獨立不倚的人格。陳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獨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偉大的、極富個性的，他對中國歷史所進行的整體性思考，他對中國學術所進行的深刻探究，他對中國文化的與眾不同的審視，都是高標獨立、卓爾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學術研究，他的特立獨行的學術精神，都是當前的中國學術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創造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同時，亦積澱了過於厚重的歷史文化沉痾，而專制思想便是其最為顯著的表徵。封建社會的專制政體及其文化傳統留給人類最大的災難，就是扼殺人的個性思想和獨立不羈的人格，通過政治強權和道德教化培養人的奴性意識，使人喪失自我。而人一旦喪失自我，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識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封建專制體制最終在歷史的漸變與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倫理規範、思想體系和文化特徵，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裡，便成為規範和制約社會及個體思想與行為的準則，進而深刻而久遠地吞噬著國人的靈魂，使國民養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識。對於此，陳寅恪有著最為清醒、最為徹底、最為深刻的認識。此時，在王國維的紀念碑銘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覽無餘。
可以說，陳寅恪的一生經歷了20世紀中國數不清的風浪，但他從不為形勢所左右，始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後，「全盤西化」論獨尊一時，而他卻以自己的勇氣堅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面對喧囂一時的政治思潮，陳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雖然他有時迫於時勢，噤不得發，但卻無所畏懼，依然「論學論治，迥異時流」。並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加堅定了自己逆流而動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時候，他能欣慰地對世人宣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在劉桂生、張步洲編的《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一書的封底上寫著：「在20世紀的學術追問中，學者們以其超邁的胸襟圍這個騷動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學術思想的紀念碑，它赫然鐫刻著：重建文化，再鑄國魂。」陳寅恪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說到底與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實際是一致的。關於文化精神，1927年，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提到：「劫盡變窮，則在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陳寅恪認為，王國維就是一個為中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那麼，這種文化精神的內容到底是指什麼呢？其實在上文的紀念碑銘中，陳寅恪已經明白地說了出來：「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把「碑銘」和「輓聯序」聯繫起來理解，可以看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看來是一種中華文化的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十分之偉大，它可以歷經千年萬載，與天地同久，與日月星爭輝。
1913年，陳寅恪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把獨立精神與民族精神聯繫起來。陳寅恪在此文中寫道，求中國學術之獨立「實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針對當時學術不能獨立的現狀，陳寅恪認為「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對於學術不能獨立的狀況，陳寅恪十分悲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寫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這同時說明陳寅恪在教育學生時，十分重視培育他們的民族精神。1938年3月13日，他在和同學談話時強調，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陳寅恪遊學各國，廣泛接觸西方文化。但在中西關係上，他堅持「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932年，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寫道：「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仍然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他鄭重指出，吸收外來文化，「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收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他這種維護民族文化地位的態度，同樣反映出所堅持的民族獨立精神。在其後的《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的這種思想表現得尤為明顯。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固有的，也體現在優秀的中華兒女身上。陳寅恪大力倡揚精神獨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維護民族獨立自由，自己也堅持獨立人格、自由思想，表現出高尚的品格風骨。這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一個民族如果只是強調民族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視甚至抹殺民族成員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遠的。大搞人身依附關係，扼殺思想自由於民族百弊而無一利。一旦有了獨立自由的環境，陳寅恪就異常欣喜，他曾用這樣一句詩表達了對這種環境欣喜之情：「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
陳寅恪對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真情，是和他的家庭分不開的。他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立三在戊戌變法時，在湖南實行新政，對教育、文化、經濟等發麵進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華君進佔北平，陳立三憂憤至極，絕食而亡。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目睹父祖的行為，加之平時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獨立的人格。陳寅恪自1929年為王國維撰寫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別傳》，一生尊崇道義和氣節，並以自己的殘病之身，教書育人，筆耕不輟，都是在愛國、愛中華民族、愛學術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為此，他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獻身學術，尋找重建學術文化的途徑，才是他所能選擇的正確的人生道路，也是唯一的選擇。
作為獨具人格魅力的現代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有著強烈的使命意識。1927年，王國維的逝世給陳寅恪以巨大的震動，而他在遺書中的「文化託命」，對陳寅恪的影響之大更是一直貫穿其終生。陳寅恪在王國維的輓聯中也寫道：「十七年家國久銷魂，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傷身。」正是王國維臨終時的「文化託命」和輓聯中的「謬承遺命」使陳寅恪意識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學術研究，重新喚起國人對學術文化的信心，從而振奮民族精神，拯救中華民族。
出於「文化託命」的目的，陳寅恪先生首先把自己的目光轉向中古史的研究，因為在他看來，中古時期在中國歷史長河中起著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既有國家的大分裂，又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