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義生平師友間」，這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的一句。在現代中國學界，王國維與陳寅恪是兩位著名的史學家、考證學家。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都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因而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儘管他們兩人共事的時間並不長，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於學術淵源以及治學方法比較接近，彼此情趣也頗相投，因而結成了「風義生平師友間」的忘年之交，成為學術心境最為相知的摯友。
陳寅恪與王國維都深受清代乾嘉學風的影響，特別受晚清學者沈曾植（子培）的影響更大。沈子培專精音韻訓詁，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國西北史地與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幾十種。1915年王國維經過羅振玉介紹與沈曾植相識，從此他們過從甚密，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書，直接受沈氏的啟迪而作。王國維晚年從事元蒙史、西北史地、邊疆之學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響。王國維對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時，王國維寫的輓聯中稱沈是「大詩人」、「大學人」、「大哲人」、「世界先覺」，並悲痛陳辭：「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與沈曾植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後，避地海濱，時與散原老人相唱酬。陳寅恪是晚輩，對沈曾植產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後來陳寅恪從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與沈曾植的影響，不無關係。這在前面已有過交待。
此外，王國維與西方著名的漢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關係。陳寅恪在巴黎時結識伯希和，是由於王國維寫信介紹推薦的。當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雖然沒有見過陳寅恪，但稱陳寅恪是「最偉大的中國學者」。戴氏在悼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陳寅恪在巴黎時很可能聽說過伯希和的各門課程。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也說，陳寅恪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德國繆勒的影響很深。可見，陳寅恪的學術深受西方漢學的影響（其後來學術與伯氏的關係前文已有專門分析），這固然與他青年時代遊學日本歐美十幾年有關，但也包含有王國維推介、介紹和影響的因素。
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導師。陳寅恪因為侍父疾請假一年，於1926年秋才到清華園任教。從此與王國維共事於清華國學院。到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陳、王兩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於學識、思想感情及治學態度的契合，使得他們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們經常往來，探討學問，聊說掌故，另一方面，他們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這段短暫的時間，是他們的友誼凝聚、升華極為重要的時期。所以在王國維遺體入殮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只是行三鞠躬禮，惟有陳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一些學生見此情景也跟著行跪拜禮。
陳寅恪住在清華園的工字廳，王國維住在清華園西院，由於學識、志趣十分契合，王國維常常來工字廳與陳寅恪敘談舊事。陳寅恪講授「佛經翻譯文學」時，王國維講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等課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購買外文書籍及佛道典籍，由陳寅恪審定；採購中文書籍，由王國維審定。工作之餘，他們更是經常互相往還，在他們的書齋、客廳，或者於晨風熹微之際，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學規劃，探討學問人生。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像流水竹雲一樣自然、融洽。後來陳寅恪在《王觀堂輓詞》中說「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指的就是這段友誼。
陳寅恪對王國維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觀堂輓詞》中說：「魯連黃鶴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這裡說的是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時，胡適（安徽績溪人）推薦王國維主持其事。陳寅恪稱王國維為「神州大儒」，稱他的學問為「絕業」。胡適推薦王國維，自然使清華研究院的「絕業」得以繼承和發揚。王國維逝世後，其學生趙萬里輯錄他的著作，編成《王靜安先生遺書》，由陳寅恪作序，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其學問博大精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對王國維敬仰之情溢於言表。有一次，陳寅恪對研究院同學說，我送給你們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因為導師中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王國維是宣統帝的師傅。結果引得哄堂大笑。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們是相互信任的。王國維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他希望學術研究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十分贊同這種主張。1929年研究院同學為王國維建立紀念碑，陳寅恪撰寫了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陳寅恪三次提到學者對獨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這已經不僅是在悼念王國維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學者的一種新的人格理想，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恰是陳寅恪先生自己對學術界影響最為深刻的一種精神力量。
對於王國維在學術領域的開創性和劃時代貢獻，陳寅恪在1934年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評價可謂慧眼獨具：「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儘管王國維學術思想如此淵深，但是對其學術內容和方法，陳寅恪還是概括出三條：一是用地下新發現的文物材料與紙上流傳後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較，互為釋證；二是用少數民族的遺留材料與漢族史籍相互補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的典籍。陳寅恪當時斷言中國將來的文史研究儘管會在範圍和方法上有所發展，但是大體格局不遠出王國維的開創。從這七十年的學術史看，陳寅恪此語絕非虛美之詞。
對於王國維投湖自盡的原因，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陳寅恪力糾眾說，以王國維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也。」由此可見，所謂「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實際是系文化、人格、國家民族於一身，生死與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際，王國維被封建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特別表彰他學術上獨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謂獨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堅持學術己見，著意於創新，王國維是為其理想文化而獻身的人。如果沒有對王國維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做出這種中肯的評價。於此可見，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可見他們之間「風義平生」的情感。
王國維深知陳寅恪最了解自己，因而在遺書中，把後事囑託給他，說「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陳寅恪亦不負王國維所託，在王國維死後，他寫了輓聯、輓詞、輓詩、碑銘、書序等詩文，充分敘述了王國維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及其治學方法，並使其發揚光大。
羅振玉在看到陳寅恪寫的《輓詞》之後評價說，「辭理並茂，為哀輓諸作之冠」，並說；「靜安（王國維）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指陳寅恪）矣」。羅振玉把王國維死後中國學術的希望寄托在陳寅恪身上，這不是有意恭維陳寅恪，而是由於他對陳寅恪、王國維的學術及友誼深刻了解的緣故。
中國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就是戰國時管鮑相知的故事，這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和激賞，但在歷史上，真正能做到這個境界的並不很多。不過陳寅恪與王國維這兩位我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的巨子，他們的友誼確當之無愧。
另外，陳寅恪與吳宓的友誼，也是可以比之管鮑而不愧的，可以說，與陳寅恪結交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吳宓了。陳寅恪比吳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