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鴻一現
在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上，有一道風景讓人流連忘返——那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時間裡，它培養了一代薪火承傳的通才碩儒。在陳寅恪的生命中，清華國學研究院同樣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裡一代大師綻放著他獨特的學術魅力，開始了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路程。
清華國學研究院，又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是清華大學為大學畢業和有國學根柢者專設的學術研究機構，它的設立有當時複雜的學術和時代背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被兩種矛盾所困擾著。一方面，學人面對近代社會的屈辱和落後，對自身的歷史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否定，發出了魯迅「狂人」的語言和行動，往往表現為聲勢浩大的對傳統的顛覆和全盤否定。此為「疑古」。另一方面，當西方文化以無可阻擋之勢衝擊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時，那種強烈的失去精神家園無所歸依的恐懼感，又使他們做千年回望，表現為強烈的「復古」、「信古」。在這兩種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見的學人在尋找著一種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運動後，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呼聲甚是響亮。它與傳統的古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是把東西方文化完全的對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適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他們用近現代的科學思想、觀點和方法，重新解釋傳統文本，省察歷史，以回應當世。於是清華國學院應景而生，並身體力行，開始了創世紀的實踐。清華大學的前身，是20世紀初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園之一的清華園，初建時稱清華國立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清華學校。這樣的歷史背景，使清華建校時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從初創直至20年代中期，清華的校務從教育方針到教師延聘，從規章制度到校園風物，從語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0年來清華參觀後所說：「其恰似一個從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尤其國學一門，其教師皆為前清進士舉人，思想迂腐，教學內容陳舊，長期處於落後沉悶狀態，充滿晚清遺老遺少沒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給人以零星、淺陋、不通國文的公共形象。與此不同的是，鄰校北京大學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治校，於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延攬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學者，學校的學術水平、學生質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氣，使有優裕物質基礎支撐的清華相形見絀。隨著大批清華留學生的學成歸來返校任教和五四運動後中國文化教育的長足發展，至1925年，全國大學增至47所，在校生達2萬餘人，爭取教育自主和學術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與之相呼應的，教育界出現了「改大」潮。
清華「改大」，先後經歷三任校長。1918年2月，張煜完全接管清華不久，就籌辦大學一事，在全體中西教職員會議上通過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議案。並於1920年1月將籌委會工作計畫呈交外交部，決定逐年停辦中等科，集中財力辦大學部。這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長時，開始將高等科四年級改為大學一年級，為「改大」做基礎性的準備。1922年4月，曹雲祥校長到任，旋即籌劃「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驟，決定自1924年為大學籌備期。1924年2月，清華聘請范源濂、胡適、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等5人為大學籌備顧問，清華「大學儲備委員會」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學籌備委員會提交的綱領草案，隨即成立了由曹雲祥、張彭春、梅貽琦等10人為委員的「臨時校務委員會」，負責將清華學校改組為新制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和國學研究部三制並存的過渡形式的教學機構。1925年2月，清華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制定了相關章程，決定先開國學一科。1925年5月,改制後的清華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們後來被稱為清華大學第一級學生。清華大學開始由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逐步向完善的綜合型大學過渡。1925年9月1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開學，同時創辦《國學論叢》季刊，以供學界師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過程，與北大國學門相比多了幾分曲折與複雜。
關於創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義旨、方針，時任研究院辦公廳主任的吳宓在開學報告中有所闡述，這在《清華大學校史稿》中記錄得較為詳備：「（一）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採擇適當之方法，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後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之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蓋以中國經籍自漢迄今，注釋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備與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於後人之補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繁殖，前人雖有記錄，無不需專門之研究。而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此言闡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是希望通過這一學術機構，培養造就一代國學門的通才碩儒，精研深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溝通的基礎上，達到融通與創新。清華《研究院章程》中也闡明此一義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開國學一科，其內容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其目的專在造就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研究院的教學採取導師制，「學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注重個人自修，教師專任指導，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據當時研究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自十五年秋，陳寅恪先生到院，導師已增至四位，秋季開學，新同學及留院繼續研究的同學，共有五十餘人，院中充滿了蓬勃氣象。」「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古之「從師受業，謂之從游」，此「游於聖人之門」式的師生之誼，同樂之境，讓後輩學子頓生無限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遙遠的絕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組織也很別緻，是一所獨立的研究機構，與大學部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其教學目的是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專才，學科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音樂以及東方語言。其課程的設置也別具特色，分「講演」和「專題研究」二種。「講演」為研究院學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須選定四種，由教授擬定題目，規定時間，每星期演講一至兩次。「專題研究」則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學科範圍內，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學力為本年內的研究課題，所設的學科達到23類。招生對象不限於大學畢業生，凡有經、史、小學根底者都可應考。但這些繁多且深入的學科，使得報名的學生中大多是已有專著的較為成熟的青年學者。儘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學考試還是相當難的，共分為普通國學、作文和正式選考的六門課，內容非常複雜。
雖然是振興國學，但研究院的風格則兼取中西之長，全院的中樞是導師，這顯然仿效牛津和劍橋的成規。但開課時校長介紹導師，學生必須行拜師禮，又似古時書院的遺風。導師指導學生讀書，寫論文。學生選定某一位導師後，即以「專業請業」，但也可以請多位導師同時指導。論文完成後，導師核定，一年就可畢業，但也可能延長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畢業證書由清華校長及全體導師簽名蓋章，這是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華教師職稱中，有一個特殊的稱號——導師。它的含義大概有下列幾條：第一，他們的職責主要不是「教」，而是「導」；第二，他們的對象主要是學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於學生，助教、教員、專任講師以至教授，都可以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中獲得教益（如朱自清、吳宓就經常去聽陳寅恪的課）；第三，他們的物質待遇一般都高於一般教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如陳寅恪工薪最高時達大洋五百元，王國維、趙元任可得兩套教授住宅，等等。開創了清華的黃金時代的清華掌門人梅貽琦先生就職演說中有這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