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對此感受最深的應該是陳寅恪之父，陳寶箴的長子陳三立。
陳三立字伯嚴，一字敬原。他年少博學，才識通敏，洒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光緒八年（1882），也就是其父升任浙江按察使的同一年，與年輕時的父親一樣，陳三立參加了鄉試。答卷時，因為深惡「八股文」，所以不羈的他根本就沒按規定來，而是用上了自己平素擅長的古散文體。理所當然地一個後果就是考官閱卷時壓根就沒理他答的內容，考卷被擯棄了。不過，命運對陳三立還是相當地眷顧。當時任主考官的陳寶琛翻檢落第考生的答卷時，碰巧看到了陳三立才華橫溢的卷子，對之大加讚賞。就這樣,本來沒希望的陳三立搖身也變成了舉子。光緒十二年（1886）陳三立赴京會試考中，不過因為書法不合規矩，所謂「楷法不中律，格於廷試」，於是不得不「退而習書」，三年以後的1889年再補殿而成進士。雖然略有波瀾，但不管怎麼說，中進士還是實現了陳家先祖的一個夙願。陳家終於出進士了！這一年陳三立三十六歲，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就在陳三立中進士的第二年，陳寶箴因為王文韶的保薦入湖北為官，仕途生涯開始風帆高懸凱歌猛進。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正著力推進洋務實業，陳寶箴自然是戮力其中。陳三立為此所吸引，於是離京南下襄助乃父功業。尤其是在陳寶箴撫湘期間，陳三立對湖南新政的幫助尤大。梁啟超曾贊曰：「陳伯嚴史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贊畫。」
比如時務學堂，當時陳寶箴本擬請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但陳三立認為梁啟超的思想早已超過乃師，認為請師莫如邀徒，陳寶箴遂放棄了原先計畫，改聘後者。之外，陳三立還舉薦羅致了譚嗣同、唐才常等俊傑之士為陳寶箴的湖南新政獻智獻力，為轟轟烈烈的湘鄉自強運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因為才學能力突出，兼之為官宦子弟，陳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層人士的廣泛注意，時人有「清末四公子」和「維新四公子」之稱，陳三立均在其列。前者，指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湖北巡撫之子譚繼洵之子譚嗣同，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後者，指陳三立、譚嗣同、戶部侍郎徐致靖的兒子徐仁壽、世家子弟陶菊存。
同陳寶箴一樣，對陳三立來說，政變以前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湖南新政帶給他的是澎湃的激情和美好的嚮往，希望「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之根基」。可在激烈變動的年代裡，社會總是布滿著陷阱。戊戌政變颶風一樣拔地而起，陳三立被加上「招引姦邪」的罪名，與父親一起被革職。光緒二十六年（1900），陳三立移居南京。未幾，陳寶箴被賜死。
以陳寶箴的離世為界，陳三立的人生明顯地分為兩段，前一時期的陳三立，生活中陽光充溢，懷有為國開闢新天地的雄心和抱負，積極進取，銳意開拓；進入20世紀的陳三立，則因為官場的冷酷、殘忍乃至無恥，而心灰意懶，無意仕進，因於金陵青溪橋畔構屋十楹，號「散原精舍」，與友人以詩文相遣，游時度日，自謂「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
值得注意的是，陳三立定居金陵後，雖不過問政治，但對興辦社會事業，仍極熱枕。光緒二十九年，他辦家學一所，又贊助柳詒徵創辦思益小學，讓出住宅作課堂，延聘外國教師，開設英語及數、理、化等新興課目。注重全面發展，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創新式學校之先例。光緒三十一年初，與罷職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創辦鐵路公司，籌建江西第一條鐵路（南潯線），先後任協理、總理、名譽總理等職。光緒三十四年，又與湯壽潛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商辦鐵路公司。由於人事關係的阻礙等原因，都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
再就是，陳三立一方面反對新生的革命勢力在故國主政，比如當國民革命軍在江浙的聯軍攻南京時，他挈家遷滬，並誣武昌起義為「作亂」，罵民軍為「亂軍」。從1911年至於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間，他還曾列名孔教會和張謇發起中華民國聯合會，又和沈曾植、梁鼎、朱祖謀等組織「超社」，「逸社」，通過詩作，或攻擊革命，或傾吐對清王朝留戀之情。另一方面，與遺老文人詩文相會的他，又拒不參加清朝遺老的復辟活動，對民國初年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竊踞政權的投機政客，以及後來混戰不休的各派軍閥，均極為不滿，拒不參加當時政界的任何活動。
事實上，寫詩唱和在此時的陳三立，因為沒有了政務遮蔽的原故，已經突顯為生命的代表性節律。此時的陳三立首先應該被視為詩人。史實也確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陳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接著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凈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陳三立。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通過徐志摩的翻譯，各道仰慕之情，互贈詩作。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分，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並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分，回贈他一部詩集。陳三立接受書贈後，表示謝意，謙遜地說：「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而我呢，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後兩人比肩合影，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1926年底，陳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載。晚年的他，懷鄉心切，對廬山尤為縈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陳隆恪夫婦陪同，乘輪溯江而上，終於登上廬山，卜居於牯嶺新宅「松門（一說松林）別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他賦詩傾訴：「鄉夢醒鳴鞭，始覺身如鳥」，打算「息影松林徑，洗夢澗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覽山南山北的風景名勝，寫下了許多寄情詠物的詩篇，名為《匡廬山居詩》，石印成冊，以贈親友。山居期間，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很想見見他，特派專人登門聯繫。他不願與當政者交往，對來人說：「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們會晤了，也沒有什麼可談的，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因此，蔣介石也就不便「勉強求見了」。不過問政的心雖枯，學問的心仍綠，1930年，陳三立倡議重修《廬山志》，委託吳宗慈專主其事。為了使志書更為完善一些，他還特別約請了著名學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寫有關條目。另外，在具體的編修過程中，陳三立特彆強調了修撰體例的問題，強調志例應尊重科學，志文因時代不同，允許文體有別，做到「舊從其舊，新從其新」。
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儘管喪父以後的陳三立再也懶得涉身政事，但對家國命運他仍是非常地掛心和關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侵佔上海閘北，陳三立居牯嶺，日夕不寧，於郵局訂閱航空滬報，每日閱讀。據說，當時的他曾於一晚做夢時喊出「殺日本人」之類的話語。憂國之心可見一斑（當年，國民黨政府邀他參加「國難會議」，陳三立未去）。1933年，曾經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陳三立痛罵鄭「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與之斷交。1934年，陳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連嘆「國恥」！1937年，蘆溝橋事變，他表示：「我決不逃難！」當年，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陳三立，百般遊說，皆不應許。偵探日伺其門，陳三立怒，呼佣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憂憤而死，享年85歲。為紀念陳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省立散原中學。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
陳三立是晚清同光體贛派的代表。為詩初學韓愈，後師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於艱澀，自成「生澀奧衍」一派。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評曰：「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醇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陳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詩》及其《續集》、《別集》，死後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陳寅恪是散原老人的三公子，生於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
當時，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正為官湖北，取得進士功名不久後即南來隨父的陳三立賃居在長沙城裡唐散文家劉蛻的故宅。從前面的文字我們知道，此時的陳寶箴宦途顯達，事業蒸蒸日上，可以說春風得意，陳家正處在遷居義寧以來家族史上最可寶貴的黃金時期。雖然，再有幾年，一場慘烈的海戰將歷史性的宣布洋務官僚經營數年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到時那些期望通過技術層面的革新推進大清帝國走向強盛的人們的心靈世界裡，將不得不被歷史的無奈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然而，當下，至少陳寅恪誕生的當下，一切都還比較美好。
儘管我們並非刻意要為陳寅恪的到來渲染一種厚重或者說燙手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但在落筆寫作他的出生的那一刻，筆者還是不自覺的聯想到了如下史實：
在同一年誕生的還有奧地利作家弗蘭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