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在一個鄉鎮中學裡當語文老師，同時還是班主任。
我並不是一個好老師，學生們總是說我說話太快，聲音也不夠響亮，坐在後排的人常常聽不清我說的什麼，我不得不儘力克服這些缺點。我尤其不是一個好的班主任，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成績是最差的，紀律是最亂的，課桌椅沒幾張是完好的，參加文體活動總是最後一名，到現在我都還覺得我對不起他們。我想他們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決不會感到自豪，唯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很久之後，我的學生們來找我，他們並沒有因為我的不稱職而責怪我。
做班主任是一件辛苦的事，你必須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起床，等在操場上，監督學生們做早操，然後匆匆忙忙吃過早飯，再在八點鐘之前到教室里去監督學生們早讀。早上我一般有兩節課，有時是四節課，中午經常不能午睡，因為總有學生為了各種千奇百怪的事情來找我，下午我一般都沒有課，可以用這段時間改作業備課什麼的，但有時也會有班會或者大掃除的任務，然後晚上還有兩節晚自習，也要不斷地到班裡去看。沒老師巡察，這些學生馬上就會鬧翻天，我曾經發現他們在晚自習時玩飛刀，還有偷偷摸摸在角落裡抽煙的。
學生們的宿舍是用舊教室改造的，二十多張上下鋪的木床，把宿舍擠得滿滿的，因為害怕小偷進來，窗戶全都用木條釘死了。女生宿舍要好些，男生宿舍條件就極是惡劣了：地上總是濕的，半乾的衣服掛在床與床的縫隙間，空氣污濁沉悶，光線陰暗，我根本沒有辦法在裡面多待，而他們卻必須在這樣的宿舍里至少住上三年。
我至今還記得一些學生的名字，如果要一個一個地查出來，或許也能做到，因為他們其中的許多人曾經把他們的生活費—— 一個星期幾塊錢罷了——交給我保管。我有一個專門的筆記本為他們記著賬，而那個筆記本現在我還保存著。
我任班主任那個班的班長叫曾建，是個男生，我都已經忘了他究竟是怎麼當上班長的了，似乎一開始是我安排的，後來重選的時候，他也並沒有被選下去。他住在鎮里，父親還是副鎮長，家境比別的同學好一些，見的世面也多一些，我當時安排他當班長，也是很自然的事。
曾建是一個瘦瘦的、白白凈凈的小男生，他這種白凈在這個學校里顯得格外突兀，因為大部分學生回到家裡都是要做農活的，總是曬得一身黑。曾建的成績並不十分好，但我安排下去的事情他總是能格外認真地完成。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愛打小報告，但這也算不上什麼，所以在我任班主任的時候，一直也沒有換掉他。
潘明的事情，就是曾建偷偷告訴我的。曾建因為家在鎮里，所以並沒有住在學校里，這件事情一定也是別人告訴他然後他再過來告訴我的。那時已經下晚自習了，我回到我的單身宿舍里，正坐在破桌子前改作業，外面傳來學生們騎自行車回家時發出的嘈雜的聲音，隔壁女生宿舍里女生們在嘰嘰喳喳地說著話——她們說的是土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我聽到輕輕的、謹慎的敲門聲，我說：「進來。」
那扇門掩得有些緊，外面的人輕推了一下沒推開，我便走過去把門打開，是曾建在外面。我把他讓進來，他並不坐，顯得有些緊張：「老師，我想跟你說件事。」
我說：「說吧，什麼事啊？」
他小聲地說：「我聽說潘明每天晚上熄燈了以後還跑出去，不知道幹什麼。」
我「哦」了一聲，說知道了，笑著讓他早點回家。
他鞠了一躬，轉身出去了。他的自行車停在門外，是一輛二十八寸的老舊的自行車，顯然是他爸爸以前騎的，曾建這樣瘦小的個子騎在這輛車上頗有些可笑。
十點半熄燈了之後，我就拿上煙和打火機到籃球場上守著。學生的宿舍是幾排平房，把籃球場圍了半個圈，另半圈住的是老師，我老遠地坐在球場的水泥看台上，點上煙，等著潘明出來。
大概十一點鐘的時候，男生宿舍里果然鑽出一個小個子，我把煙踩滅了，從籃球場邊上小跑著繞過去。那個小個子已經上了坡，向學校後門走去了，我跑到後門邊的時候，他正準備要翻牆出去。後門只是小小的一扇門，平常都是不開的，出去是一座石頭山，山下有池塘，沒有人住，很是荒涼，這扇門只有學生上勞動課需要到山上去的時候，才會打開一小會兒。
我吼了一聲：「潘明！」
那個身影停住了，我走過去一看，果然是潘明。他是我們班個子最小的男生，瘦，黑黃的皮膚，大嘴巴，扁鼻子，窮，平常總是被同學們欺負。
我問：「你出去幹什麼？」
他不吭聲，也不跑，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這些來自農村的學生總是這個樣子，就是上課被點名回答問題了，他們答不出來，也是這個樣子，讓人拿他們沒辦法，有時簡直會讓我感到絕望。
我說：「回去吧，這麼晚了不睡覺，明天怎麼上課。」
他就乖乖地跟我回去了。
「以後不要再出去了。」我說。
但是很顯然潘明並沒有聽我的話，他再一次翻牆出去的時候被值夜的老師抓住了。星期一升旗儀式的時候，他和其他幾個違反了紀律的學生被罰站在旗杆下示眾，我把他找到我的宿舍去，他一聲不吭，我們對著熬了兩個小時，他還是不解釋為什麼在夜裡翻牆出去，我不得不把他放回宿舍。
這件事情一直拖到秋天。天冷下來了，似乎潘明也怕冷，再也不在夜裡翻牆出去了。不過奇怪的是，他夜裡乖乖地睡覺了，人卻變得更瘦了，精神也差了許多，經常在上課時打瞌睡、流口水，被同學們恥笑，但他臉上總是沒有表情，總是那副逆來順受的讓人無可奈何的樣子。
過了一年，到初二上學期準備要期末考的時候，潘明突然不來了。他那個村裡只有他這麼一個學生，所以我在班裡也問不出究竟，過了一個星期，我決定到他家裡去看看。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騎上自行車出發了，在柏油路上騎了足足有十幾公里，又在石頭鋪的山路上推著自行車走了幾公里，最後差不多沒有路了，我只能扛著自行車往前走，累得半死，終於在正午的時候到了他們村裡，只是山溝溝里零星的幾畝地，十幾家人種著。我以前並沒有到潘明家裡來家訪過，這一次來都還是一路問過來的，到了村裡，也不知道潘明家究竟是哪一戶，我看到村口有幾個老頭兒蹲著，就過去問。有個老頭兒站起來，說領我過去，又回身用土話對著旁邊的人說了幾句，就有另一個老頭兒站起來，叼著煙向田裡走去。
潘明的家是一棟土房子，屋頂鋪了青瓦——其實這村裡的房子大多都是土房子，潘明家還算好的了，至少屋頂上還有瓦片，許多人家屋頂上鋪的還是茅草。一扇破爛的木門，並沒有鎖，虛掩著，推開一看，裡面黑黑的、空空的，一張床擺在屋角，蚊帳是放下來的，那蚊帳也很久沒洗了，又黑又黃；另一邊屋角堆著一個用石塊壘起的爐灶，灶上一口破鍋，裡面有半鍋的稀粥，壘著爐灶的那一面牆都被柴火熏黑了；屋子中間放著幾張小板凳，還有一張小小的舊木桌，大約是吃飯用的。我看屋子裡太黑，就拎了兩張小板凳，和領我來的老頭兒在門邊坐著。老頭兒拿出一包我們那兒最便宜的「青竹」煙，低頭哈腰地給我敬煙。他年紀比我大多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像我這樣一個中學老師，在他們看來都已經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人物了。等了一會兒，看到田埂上一男一女急匆匆地走過來，後面跟著一個瘦瘦的孩子，正是潘明。
潘明的父親和母親也都很瘦，他父親的名字我記得是叫潘文錦，母親的名字似乎是叫潘色葵，但是之前我也只見過他父親一次，是潘明剛上初一的時候他父親領他來學校時見到的，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潘明的母親是一個啞巴，我卻是一直到那天才知道。我把我的來意大概說了一下，無非是讓潘明繼續讀書，我會想辦法讓學校減免潘明的學雜費。他們很熱情，但是又有些畏懼，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吃公家飯的見過世面的人，或許也並不僅止於此，我並不知道，雖然我在這裡生活了那麼久，但我與他們之間仍然充滿了隔閡，我不會說他們的語言，不清楚他們的習俗——但是，即便有一天，我通曉了他們的語言，清楚了他們的習俗，我就真敢說我已經融入了他們之中了嗎？不，我總覺得我做得還不夠，我覺得我或許需要被生活徹底地打敗，接受常人難以忍受的恥辱，才有可能真正地完全融入這片土地之中。
我堅持著不願意留下來吃飯，一方面是我不願麻煩他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我與他們畢竟還是格格不入。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失望，潘明的母親已經趁著我們說話的時候，從外面拎了一小袋米和一隻雞回來，大約是從別人家裡借來的，但我還是堅持著要走，那時我並不知道我的拒絕其實已經傷害了他們。
他們一直送我到村口，潘明的父親堅持要幫我把自行車扛到外面路上，一直到我能夠推著車走為止。我知道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只好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