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本書的出版超過了原定計畫，考慮到各方面情況，我認為應當把延期出版的原因說明一下。
讀者也許會發現，本書中有關減稅計畫的一些部分同皮特先生在1月31日（星期二）本屆議會開幕詞中的某些部分非常相似，以至於人們會認為要麼作者得到了皮特先生的啟示，要麼皮特先生得到了作者的啟示。我先來指出那些相似的部分，然後說明我所了解的情況，讓讀者自己去下結論。
提出免稅建議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事；同樣稀奇的是，這樣一種方案竟然由兩個人同時提出；更巧的是（考慮到捐稅名目之繁多），這兩個人竟然都會看中相同的一些特別稅。皮特先生在他的演說中提到了貨車稅、女僕稅、蠟燭稅以及免除對七扇窗戶以下的房屋徵收的三先令稅款。
這些特別稅的每一項都是本書所列計畫的一部分，並且也都建議予以免除。誠然，皮特先生計畫的減稅額不超出三十二萬英鎊，而本書建議的減稅額則將近六百萬英鎊。我是根據稅收僅為一千六百五十萬英鎊來計算的，還斷定「如果不是一千七百萬英鎊，也非常接近此數」。皮特先生說的是一千六百六十九萬英鎊。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並沒有誇大。在講了本書和皮特先生演說的雷同之處後，我想陳述一些可以說明問題的事實。
作為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影響，關於減稅的最初暗示見諸1791年8月20日在茅舍酒店集會的先生們所發表的《演說與宣言》。那篇演說中提到許多問題，其中有一段話是向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政府人士提出質問：「他們是因為徵收沉重新稅的借口和繼續徵收許多舊稅的機會即將失去而感到遺憾嗎？」
眾所周知，那些經常光臨茅舍酒店的人都是同宮廷有瓜葛的，他們對這個涉及法國大革命和減稅的《演說與宣言》深惡痛絕，以至於酒店老闆不得不通知這些先生們「恕不接待」，因為他們8月20日開過會並且準備召開另一次會議。 傳費。我相信，目前英國還有更多的人正在按照公正的原則，決心親自研究政府的性質和各種措施，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盲目地普遍信任政府或議會，或者信任議會中的反對黨。如果人們一個世紀前就這樣做了，貪污和賦稅就不至於嚴重到現今的地步。">
在《演說與宣言》中只作過暗示的賦稅和政府原則，在本書中已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但是，由於皮特先生的演說中關於賦稅部分有雷同的地方，我現在就把前面提到過的情況講出來。
事情是這樣的：這本書原來是打算在議會開幕前夕出版的，為此我在9月間就把一大部分稿子交到了印刷商手裡。其餘的稿子，其中包括同皮持先生演說相似的那些部分，則於議會召開前整整六個星期就交給了印刷商，並且把出書的時間也通知了他。印刷商在議會開幕前約兩星期就幾乎將全部稿子都排好了，還把清樣交給了我。按照當時情況來看，完全可以在預定的時間出版，因為另外兩張清樣已準備付印。我事先曾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時間來不及，我可以把一部分稿子交給另一家印刷所去印，他卻希望我不要這樣做。這是議會召開前兩周的那個星期二的排印情況。然而，在事先毫無通知的情況下（雖然前一天晚上我還和他見過面），他突然派了一名工人把其餘的底稿退還給我，表示不願再排印下去，而且沒有商量的餘地。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我簡直不知所措，因為他正好停在論述政府體制和原則的部分已結束，而論述減稅、教育兒童和贍養窮人及老人的計畫剛開始的地方；而且在他著手印刷時和看到全部底稿之前，曾提議出一千英鎊購買《人的權利》該部分的版權以及第一部分的未來版權。我對那位帶信人說，我不想接受也不希望續簽合同，理由是儘管我相信這位印刷商是正人君子，但我絕不許任何一個印刷商或出版商因擁有版權而停止發行或篡改我的著作，也不許他把我的著作賣給任何一位大臣或其他人，或者把我原想作為原則來運用的東西僅僅作為一種交易。
他買不到我的著作，就拒絕完成印刷任務，我只得去另找一個印刷商，結果就把出版期推遲到議會開幕之後了，否則便會顯得皮特先生只是研究了我已經充分闡述過的計畫的一部分。
那位先生或別的先生是否事先看了我的著作或看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無權亂說。但是從這部著作被退回的方式，而且是在關鍵時刻退回，又是在他提出要購買版權遭到拒絕之後，這些都叫人起疑。我知道書商和出版商對這種事是怎麼看的，至於我自己的看法，我還是決定不說。在一部著作公開發行前，旁人可以有許多辦法把清樣拿到手。對此我想補充一點：
在皮卡迪利大街有一名書商，據說受雇於與內閣關係密切的貿易與種植局（局長是霍克斯伯里）的一名職員。他要出版一本標題為《我的一生》的書（但願他自己的一生和全體閣員的一生都同樣美滿）。這名書商過去經常和我在同一個印刷所印書。當《人的權利》第一部分出版後，他怒氣沖沖地取走了他的書；在印刷商退還我的底稿前一周或十天左右，他又去找到這位印刷商，重新把書交給他印，後者答應了。這就表明他可以自由進入《人的權利》清樣當時所在的那個印刷車間，而且由於書商和印刷商交往很隨意，他就有機會看到本書的排印過程。然而不論情況如何，如果本書按照與印刷商約定的時間出版，那麼皮特先生微不足道的計畫就會顯得更尷尬。
我已經說明了使本書延期出版的從提出收買版權到拒絕付梓的詳細情況。如果所有這幾位先生都是無辜的，那麼對他們來說，很不幸的是這麼多可疑的事情竟會自行湊到了一起。
講完這一部分後，我想再談一件事來結束本書。
在議會召開前大約兩三星期，英國政府給士兵增發了一小筆薪餉，每年約為十二先令六便士（或者說少扣了他們這麼多錢）。有些先生聽聞我的書中有一項關於改善士兵受虐待情況的計畫，就希望我在書中加一個注釋，說明有關這個問題的那一部分手稿在提出加薪之前幾星期就已經交到印刷商手裡了。我拒絕這樣做，免得人家以為我自命不凡，或者以為我試圖叫人疑心（這也許毫無根據）政府中的某些先生曾經用各種手段探知本書的內容。若非本書的排印工作突然中斷以至於延期出版，本不會有後記里的這些話。
托馬斯·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