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一個包括全人類這樣巨大範疇的課題時，不可能把思路單單限制在一個方向。它要立足於人所具有的各種特徵和條件，將個人、國家和世界融成一體。在美國點燃的星星之火已經變成一片無法撲滅的烈焰。它像王者最後的手段 一樣，沒有燒毀任何東西，卻燒遍了一國又一國，不聲不響地進行征服。人們感到自己變了，但幾乎察覺不到是怎麼變的。他們通過正當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了解到自己的種種權利，終於懂得專制主義之所以有力量和權勢，完全在於人們不敢對它進行反抗，並且懂得「想要獲得自由，只要他要求自由就行」。
在本書前幾部分中努力闡明政府據以建立的一系列原則之後，我將在這一章里談談把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途徑。但是為了把這部分的問題講得更恰當、效果更強，就得先來談一些可以從這些原則中推斷出來的或者同它們有關係的一些初步看法。
不論政府的形式或組織如何，其唯一目的應是謀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不是這樣，而是在社會的任何部分製造與助長悲慘的生活，那麼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制度上，非加以改革不可。一般說來，人的處境分成文明生活和不文明生活兩類；一類被說成幸福與富足，另一類被說成困苦與匱乏。但是無論我們的想像力受到何種掩飾與比較的影響，事情的真相都是：在所謂的文明國家中，有一大部分人卻生活在貧窮和不幸之中，處境遠遠不如印第安人。我說的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所有的國家。英國如此，整個歐洲也是如此。我們來探討一下其中的原因。
這並不是因為文明的原則有什麼固有的缺陷，而是因為沒有讓這些原則普遍實施；其結果就是連綿不斷的戰爭和耗費，使國家元氣大傷，並破壞了文明所能帶來的普遍幸福。所有的歐洲政府（現在法國除外）不是建立在普遍文明的原則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相反的基礎上。就這些政府的相互關係而言，它們都處於我們所設想的那種不文明的野蠻生活狀態中。它們不受上帝和人的法律的約束，在原則和相互行為方面就像許多原始狀態下的人所表現的一樣。
在法律的教化下，所有國家的人民是容易變得文明起來的，可是政府依然處於不文明的狀態中，而且戰事不斷，破壞了文明生活所產生的豐碩果實，擴大了不文明的範圍。政府把野蠻作風強加給國家的內部文明，從這個國家，尤其是從窮人身上，榨取本應用來維持他們生計與舒適感的大部分收入。撇開所有道德和哲學觀點不談，可悲的事實是：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類勞動果實讓這種野蠻的制度白白耗費掉了。
這種罪惡行徑之所以能繼續存在下去，是由於所有的歐洲政府都具有金錢上的有利條件來保持這種野蠻狀況，它給政府提供了攫取權力和稅收的借口。如果文明擴大到每個地方，這種種借口就無據可依、無法辯解了。單單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是無從製造許多徵稅的借口的，因為它在國內眾目睽睽下進行工作，欺騙的可能性不太大，從而排除了徵收大量賦稅的可能性。但在各國政府野蠻爭鬥的情況下，借口的範圍擴大了，國民不再能判斷，這就為政府隨心所欲地徵收各種賦稅開了方便之門。
英國徵收的稅為了文官政府或用於文官政府的不到三十分之一，差不多只有四十分之一。不難看出現政府在這方面實際上所有的工作就是制定法律，而國民則除了繳稅之外，還需自掏腰包通過地方行政官、陪審員、法庭、巡迴審判來實施和執行這些法律。
由此可見，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政府：一種是對內行使職權的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另一種是按照不文明生活的粗暴方式對外行使職權的宮廷或內閣政府；一個花費很少，另一個則揮霍無度。兩者差別如此之大，可以打個比方說：就算後者突然像山崩地裂那樣消失，前者卻能安然無恙。它還會繼續運作下去，因為這符合國民的共同利益，所有的辦法也都是行得通的。因此，革命的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道德面貌。有了這種改變，公眾的稅負就可減輕，文明也就可以使人們享有目前被剝奪的富裕生活。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的全貌，我準備把我的看法擴充到商業部門。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只要有可能，我一直提倡通商，因為我贊成通商的效果。它是一種通過國與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助互利而使人類相親相愛的和平體制。至於純理論上的改革，我是從來都不贊成的。最有效的做法是從人的利益出發去改善他的處境，這就是我所採取的立場。
如果讓通商達到它力所能及的全球範圍，它就可以根除戰爭體制，並在政府的不文明狀態下引起革命。自從這些政府開創以來，就已經發明了通商，而通商乃是非直接出自道德原則的各種方法中實現全球文明的最佳方法。
任何傾向於通過互利以促進國與國的民間交往的事物，都是同哲學和政治一樣值得探討的課題。通商也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交往，只不過人數大大增加而已；大自然為兩個人的交往規定的法則，同樣適用於所有人。為此目的，它把製成品和商業分布在一個國家以及全世界各個遙遠地區。相比通商，戰爭不能讓人們更便宜或更方便地取得這些製成品，通商也就成了消滅戰爭的手段。
兩者是近乎對立的東西，所以歐洲各國政府的不文明狀態對通商是有害的。各種破壞或阻撓都會導致貿易額的減少，至於從商業界的哪一部分開始減少是無關緊要的。好比血液，無論它從人體任何一部分抽出，都必然是從整個循環系統中抽出，結果都會使整體蒙受損失。任何國家的購買力受到損害，這同樣會連累賣方。倘若英國政府能夠破壞其他所有國家的商業，它也就最有效地毀了自己的商業。
一個國家可能給世界輸送貨物，但不能成為貿易商，它不可能同時是自己的商品的賣主和買主。購買力必須存在於國外，因此任何商業國家的繁榮都受制於其他國家的繁榮。倘若其他的國家都很窮，這個國家也是富不起來的。因此，它的景況不論如何都是其他國家商業形勢的一個指數。
通商的原則及其普遍運用無需了解它的操作情況就可以理解，這一立場連常識都無法否認，而這也就是我討論這個問題所持的唯一立場。原則在賬房裡是一回事，在世界市場上又是另一回事。至於原則的運用，就必須把它作為一種有來有往的東西來考慮；它的權力只有一半在國內，破壞在國外的一半實際上就破壞了整體，就好像這種破壞是針對國內的那一半，因為雙方只有通過對方才能起作用。
在上次戰爭中，如同在以前多次戰爭中一樣，英國的商業貿易下滑了，因為世界各地的貿易額都減少了；現在它又上升了，因為每個國家的商業貿易都在上升。倘若英國當前的進出口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有所增長，同它做買賣的國家也必然如此；它的進口就是它們的出口，反之亦然。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個國家在貿易上興旺發達，它只能參與各國之間的貿易；任何部分的貿易遭到破壞必然會影響到整體。因此，各國之間發生戰爭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共同的商品存貨，結果就好比每個國家對本國的存貨進行攻擊。
當前貿易的增長不能歸功於大臣們或任何政治謀略，而應歸功於它本身由於和平的緣故自然而然所起的作用。正常的市場曾經遭到破壞，貿易的渠道被切斷，海上通途為各國強盜所侵擾，全世界的注意力轉向其他目標。現在這些不正常現象已經中止，亂局已經被和平理順了。
值得注意的是，每個國家都認為貿易平衡對自己有利，這就說明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出入。按照貿易差額的本身而言，這一事實還是可靠的，通商之所以受到普遍支持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各國都感覺到通商是有利的，否則它就會捨棄通商，但是毛病卻出在做賬的方式以及把所謂的利潤歸於錯誤的原因。
皮特先生常常自我陶醉地根據海關的賬簿來計算他所謂的貿易差額。這種計算方法沒有提供正確的法則，反而提供了錯誤的法則。
首先，每一件離開海關的貨物是作為出口貨入賬的。根據海關的統計，海上損失和海外銷售失敗全都計在利潤那一欄，因為這些貨物是作為出口入賬的。
其次，通過走私輸入的貨物並未登在海關賬上與出口抵消。
因此，從這些文件中得不出適於更高利益的貿易差額。而且，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貿易的自然運行情況，就可以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如果真是這樣，很快就會有害處。對貿易的最大支持在於能夠在所有國家間保持某種利益均衡。
不同國家的兩個商人在一起做買賣，兩人都發了財，兩個人都有賺頭，因此他們都不是靠對方發財致富的；對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來說，情形亦是如此。事實必然是：所有國家必須靠自己發財致富，並且藉助從另一個國家交換來的某種東西來增加財富。
假使一個英國商人把一件在國內花一先令買進的商品出口到國外，並進口某種可售兩先令的貨物，那他就可以賺一先令；可是這個賺頭並不是從外國或外商那裡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