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街道上的人誰也沒想到陳金莉會回國。四年前她準備去美國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勸她打消這個念頭。她還有啥不知足的？她在我們木基市的師範學院里當數學老師，有個體貼的丈夫，女兒非常可愛，也快進幼兒園了。她家剛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還是理想的樓層：新公寓的一樓。我們都整不明白她為啥鐵了心要出國。有些人說她是想出去賺錢，可是大部分人不這樣看。雖然人人都說在美國遍地都是美元，就像樹上的葉子一樣撿不完。可誰會相信這樣的鬼話？如果她是個年輕姑娘，那倒不難猜：或是去那邊上大學，或是嫁給老外—不是華僑，就是洋人。但她已經三十多歲了，在這裡已經有了家。儘管我們苦口婆心地勸說，她還是在那年初夏去了美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市政府里的高級幹部。她走後不久，他們就跟同事和親戚朋友們說金莉不會回來了。上了年紀的人們聽了以後都搖頭說：「這女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她就這樣撇了家啦？美國到底有啥好的？」
現在她回來了，看上去像是換了個人：戴著金項鏈，抹著紅嘴唇，畫著藍色的眼影，甚至腳趾甲蓋都塗成了紅顏色。我們整不明白她的鞋後跟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著高跟鞋活像踩高蹺，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別人走在一起的時候，經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們在私下傳言，說她是紐約的一個華僑闊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妝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陳金莉剛出國那陣子，她丈夫遲淦跟大家說她在一個語言學校里學英語，不然就沒辦法進研究生院攻讀數學。後來我們又聽說她病得不輕，不能下床走路。一年以後，又有人說看見她在紐約的唐人街開了家珠寶店。有些人就說那商店肯定是那個闊老頭子送給她的禮物。
她給遲淦寫的最後一封信上說，她決定回國同他和孩子廝守一輩子。但是看了她回國後的打扮，街坊四鄰們誰也不相信。可是你如果問她是否還要回紐約去，她總是說：「不回去了。我在那兒沒了工作，珠寶店也倒閉了。」她的幾個親戚出於好奇，想打聽她掙了多少錢。她總是回答：「我沒錢。在餐館打工能掙幾個錢？在美國，你掙的錢一半都交了稅。你掙的多，花的也多。」
有些年輕人特別想知道那個花旗國里的事情，經常纏著要她講講紐約啥樣。她總是搖搖頭說：「那是有錢人的天地。」
「哎呀，金莉你有啥就說啥唄。那紐約人是不是個個都是百萬富翁？」
「沒有的事。百萬富翁能有幾個？不過人家美國人幹活比咱們賣力氣倒是真的。美國還有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就睡在大街上。」
那些年輕人原先以為華爾街是用金磚鋪成的，聽了她的話沒有不掃興的。
她回來得不是時候。現在夏天已經過了一半，正是東北地區最好的季節。天氣不涼不熱，市場上堆滿了新鮮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兒丹丹放暑假不上學，住在爺爺奶奶家。金莉回國前的一個禮拜，爺爺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為的是讓孩子避開她媽媽。實際上，那孩子把媽媽差不多也忘光了。我們每次問她想不想媽媽，她都說「不想」。
金莉回來見不到孩子非常傷心，自然把氣出在丈夫遲淦身上。他只好安慰她說，丹丹在爺爺奶奶那兒住幾天就會回來。
金莉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打掃房子。她不在的這幾年，家被遲淦弄得像豬窩一樣。雖然遲淦在船舶設計院當機械維修工，但他不是個勤快利落的男人。他從小讓爹媽慣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掃出了雞蛋殼，風琴、五斗櫥、大衣柜上都落滿了塵土。天棚的四個角都拉著蜘蛛網。屋裡有一股發霉的味道，她只好成天敞著窗戶。所有的被褥上都漬了一層油垢，亮光光的。有幾床被子上還有煙灰燒的窟窿。她回家後才知道，兩年前她捎錢回來買的洗衣機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讓她難過的是：她種的茉莉和牡丹都乾死了，只剩下幾株枯枝立在花盆裡，像骷髏一樣。花盆裡蓋了一層煙頭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鄰居們在樓道里又聽見了熟悉的摔門和砸鍋碎碗的聲音—這兩口子又干架了。
「把你的臭襪子和褲衩都收起來，到你媽那兒去洗。」她命令丈夫。
他一聲兒不吭地把襪子和褲衩收集到一個紙盒子里。她又開始抱怨廚房和廁所里到處都是煙灰。「這家裡都快趕上火葬場了。」她不住聲地嘮叨。
他用手指扶了扶金絲邊的眼鏡架，忍不住說了句：「你要不喜歡這個家，幹啥還要回來啊？」
「你尋思我是沖著你回來的？」她咬著嘴唇，露出了整齊潔白的牙齒。這是她身上的另一個奇蹟：去美國之前，她有點齙牙，但現在所有的牙齒都排列得規規矩矩，像珍珠一樣閃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從前那樣凸出了。看來，人家美國的牙醫手藝就是高超。
她確實不是沖著遲淦才回國的。她想念女兒，所以她公婆才不讓她見丹丹。他們瞧不起金莉，聲稱沒有這樣一個兒媳婦，甚至當著別人說她「不要臉」。有天晚上金莉站在公婆家的門前，哀求他們讓她和丹丹說句話，她婆婆堵著門不讓她進去，說：「丹丹不想見你，她沒你這麼個媽。別再讓我看見你那描眉畫眼的臭臉。」
遲淦的父親站在客廳里，手裡拿著個蒼蠅拍，搖晃著滿頭白髮的腦袋。他嵴背沖著門，裝作沒有看見兒媳婦。
「丹丹，她啥時—啥時候才能回家啊？」金莉問。
「這兒就是她的家。」婆婆說。
「求求您了，讓我看她一眼吧。」她的眼眶裡滿是淚水，但是拚命忍著不讓眼淚掉下來。
「不行。她看見你就生氣。」
「媽，您就饒了我這次吧。求求您了！」
「你別叫我媽，我沒有你這個兒媳婦。」
門被勐地關上了。金莉知道他們決不會讓她再見到女兒。她想盡了辦法，但還是連丹丹的影子都見不著。公公婆婆住的是俄羅斯式的洋房，根本就不讓那孩子邁出大門一步。她沒有讓遲淦去求情，她知道他不會有膽量反抗父母的意志。也許他也願意把她們母女隔開。
當我們聽說了她見不到女兒的消息後，有些人認為她活該。她拋棄孩子在先，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但也有人可憐她，說她既然見不到女兒，乾脆和遲淦散夥算了，他根本不配有這樣的妻子。大傢伙都很想知道她下一步怎麼做。
她去美國兩年後，師範學院就把她除名了。現在她沒有工作單位，是等待安置的無業人員。我們都納悶：她沒有工作靠什麼生活呢？這裡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不是紐約，在那兒她只要把一個老頭子哄得高興就一切都有了。她不知道師範學院已經把她解職，還滿心以為回國後就能到原單位上班呢。學院領導告訴她說，她在美國的生活方式已經使她不適合擔任教師的職務，她聽了非常吃驚。
後來她不知怎麼弄清楚了是范玲教授在散布她在美國給人家當小老婆的故事。有幾個人慫恿她去當面扇范玲的耳刮子。這個范教授是個人見人嫌、專門算計別人的母老虎。她五十年代初從莫斯科大學拿到了一個教育學碩士。據金莉講，范教授有個侄子想到美國留學，求過金莉做經濟擔保人，但是她沒有答應。范玲就因為這個才到處敗壞她的名聲。「你們看看，」金莉一邊跟眾人說，一邊伸出細長的雙手，讓大家看看她中指上戴的刻著花紋的金戒指，「我不是美國公民，這樣做是非法的。」她也許說的是真話，但我們並不完全相信。
有人告訴她說，范玲要參加星期二下午的全院教職工大會。如果她要當眾讓姓范的出醜，這可是個好機會。我們都很想看看她倆到底會怎麼干仗，同時也準備好一旦她把范教授打得太厲害就出來干涉。范玲是個老太太，有高血壓和腎病。
令我們失望的是，金莉那天根本沒有去開會的大禮堂。范教授坐在會場後面打瞌睡。院長在台上布置任務，要全院師生準備歡迎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山前線的英雄來校做報告。
後來金莉跟我們說，她要以誹謗罪「起訴」范玲，讓那個老太太「賠償」她的損失。這可是新鮮事。有誰聽說過法院還會管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再說，哪兒有律師打這種個人糾紛的官司，她倆之間的矛盾應該通過學校領導解決，或是私下裡和解。有些人覺得金莉是心虛，這更證明了她在國外的生活多麼糜爛。還有，她為啥會想到用「經濟賠償」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人的名聲和榮譽啊，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她應該用行動來洗刷自己的名譽，也就是以毒攻毒地和范玲干一仗。
有天上午她到木基市外事辦公室去找工作。她聽說那裡缺英語翻譯。我們這個城市剛剛對外國人開放，市政府決定在松花江心的一個小島上興建遊樂園來吸引旅遊者。金莉一共填了六份表，但是外辦負責人事的幹部根本沒有見她。一個秘書模樣的姑娘讓她下個星期四再來一趟，因為人家要花點時間研究她的檔案。金莉在她填好的表格上附了一張美國語言學校的證書，證明她在這家學校學習過英語，並且通過了畢業考試。她的口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