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

貝娜的父親臨死的時候,我向他保證會照顧他的女兒。我倆是二十年的老夥計了。我和老伴沒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兒交給我。貝娜小的時候,要照顧她不是啥難事。女孩子長大了,麻煩也就來了。倒不是因為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個子矮,長得不漂亮,沒有哪個小夥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歲了還沒有男朋友,我就開始著急了。可我到哪兒去給她找個丈夫呢?這丫頭靦腆又不愛說話,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個男人。我發愁她會成為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後來,誰也沒有想到黃保文居然會向貝娜求婚。我實在整不明白,他倆之間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難道會是真心誠意的?我擔心他是在耍弄貝娜,因此堅持對他說,如果他真的想娶貝娜,那就趕緊訂婚。那天他來我們家,提著兩隻老母雞、四條人蔘煙、兩瓶「五糧液」和一個長茶葉筒,裡面裝著烏龍茶。我對他表現出的誠意還滿意,對他帶來的禮物卻不以為然。

兩個月後他們結了婚。廠里的同事們恭喜我之後還不忘加一句:「老程,這可夠快的啊。」

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對我們縫紉機廠的許多年輕女工來說,黃保文娶了貝娜簡直就是扇了她們一個耳光。你聽聽吧,什麼「肥母雞攀上了金孔雀」,什麼「蠢丫頭揀了塊金元寶」啦,說啥話的都有。在咱廠沒結婚的小伙兒裡頭,保文的相貌是數一數二的,這個不假。誰也不會想到又矮又胖的貝娜竟會贏得他的心。更讓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僅脾氣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學生呢。他不抽煙,不喝酒,也不耍錢,而且舉止得體,見人經常有禮貌地微笑,露出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他在某些方面像個女人,五官精緻,皮膚白凈,說話細聲細氣。他甚至會打毛線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負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會武功的人。在廠里每年舉辦的運動會上,他曾經連續三次贏得武術冠軍,尤其擅長劍術和散打。他上小學的時候,常有大孩子欺負他,保文的繼父就把他送進他們家鄉的武術學校習武。一年以後,沒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時候,我忍不住會琢磨為啥保文看上了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難道他真的喜歡她那張像河豚似的圓臉?我和老伴只是把疑問埋在心底,從來沒有對這場婚事說過一句不好聽的話。我們其實是擔心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聽說誰家在鬧離婚,心裡就一陣發慌。

我在廠保衛科當科長,手裡大小也有點權力,多少可以幫助一下這小兩口。婚禮後不久,我就給他們搞了一套嶄新的兩室一廳公寓房。這下可把那些排隊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並不在乎他們跳腳罵娘,我要盡一切能力使貝娜的婚姻美滿,因為我相信:新婚夫婦只要能熬過頭兩年,就能天長地久—一旦保文當了父親,想離婚也沒那麼容易了。

但是,他們結婚都八個月了,貝娜還是沒有懷孕。我擔心保文很快會厭倦妻子,又去追別的女人。雖然他已經結了婚,廠里有好多年輕女工還在打他的主意呢,有個不要臉的甚至說,她每天晚上都給他留著門。還有那些浪瘋了的女人三天兩頭地給他送電影票和肉票,簡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貝娜的家庭。我看見這些賤貨,心裡的火就不打一處來。一想到她們就胸悶頭疼。幸好,保文還沒有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剛入冬的一天早上,貝娜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叔,」她顫著聲說,「保文昨晚上沒回家。」

我的頭一下子就大了,但還是盡量把語氣放平穩地問:「你知道他去哪兒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著乾裂的嘴唇,摘下綠色的工作帽。她的頭髮盤成了一個大髻。

「你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啥時候?」

「昨天我倆一塊吃的晚飯。他說他要去看什麼人。他在城裡有不少朋友。」

「有這事?」我沒聽說過保文有許多朋友,「別著急。你先掉頭間去幹活兒,跟誰也別說。我打幾個電話找找看。」

她拖著腳步走出我的辦公室。結婚以後她至少長了十幾斤,藍布工作服緊繃繃的好像要爆開。從後面看上去簡直就像是一個大蘿蔔。

我給彩虹影院、勝利公園和城裡的幾個飯館打了電話。他們都說沒看見這麼個人。市圖書館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剛要給那裡打電話,電話鈴就響了。是市公安局打來的,一個男的在電話里說他們拘留了我們廠里一個叫黃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只是說:「他搞流氓活動,你們馬上來人。」

這是個大冷天。我騎著自行車往城裡趕,呼嘯的北風不停地吹開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蓋生疼,凍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發作了,開始呻吟起來。我不停地罵保文這個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會出事。」我對自己說。我已經感覺到早晚他會去找別的女人。現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裡,很快全廠就會拿他當話柄。貝娜怎麼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驚訝地發現其他幾個工廠、學校和公司的十幾個幹部已經在那裡了。這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他們都是在單位里負責安全保衛的幹部。一個女警察把我們引入了樓上的一間會議室,那裡的窗戶都掛著綠色的絲綢窗帘。我們圍著一張紅木長桌子坐下,等著公安局的同志來通報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邊還有點硌手。在其他人的臉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慮和困惑。我估摸著保文一定是牽扯進一樁大案子里—要麼是集體猥褻,要麼是輪姦。我再仔細一想,又否定了保文會是強姦犯這個念頭。他本性善良溫和,絕不是那種用暴力欺負女人的畜生。天哪,千萬別是什麼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徹底沒救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麼罪,一個中年男人走了進來。他綳著臉,眼睛半開半閉。他脫掉深藍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頭坐下。我認出他是市公安局調查科的苗科長。他長得圓臉高顴骨,穿著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讓我想起畫上畫的成吉思汗的模樣。他的腫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樣子,但是兩眼放出狡詐的目光。苗科長坐下後開門見山地說,我們今天要處理的是一個同性戀的案子。一聽這話,屋子裡立刻像炸開了鍋。我們以前聽說過這個名詞,但是都不知道它準確的意思。苗科長看著我們驚異的表情,解釋說:「這是一種社會疾病,就像賭博、賣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動著,好像犯了痔瘡。

市立第五中學的一個年輕人舉起手問:「這同性戀都整些啥事啊?」

苗科長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他說:「就是同性之間發生性關係。」

「雞姦!」有人喊了一嗓子。

屋子一下子靜下來,停了有十秒鐘的光景。又有人問同性戀算是什麼性質的罪行。

苗科長又開始解釋:「同性戀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腐朽的生活方式的產物。根據我國的法律,這是一種流氓罪。我們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據犯罪程度的輕重和認罪態度的不同,刑期從六個月到五年不等。」

屋外的街上,一輛卡車鳴著喇叭馳過,我聽著心裡一陣刺痛。保文如果進了監獄,貝娜就成了活寡婦,除非兩人離婚。他當初幹啥要同她結婚呢?他幹啥要這樣毀了她呢?

事情是這樣的。一些社會上的職員、搞藝術的,還有學校里的老師組成了一個像沙龍那樣的俱樂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個星期四晚上,他們都在林學院行政樓三層的一個大房間里聚會。公安局注意到這個俱樂部只收男性會員,懷疑它是個帶有暴力傾向的秘密組織,就派了兩個警探進去卧底。俱樂部里有些男人的確對其他成員舉動親熱,但是絕大部分成員只是聚在一起聊聊電影、圖書和新聞。有時候他們也玩玩音樂、跳跳舞。據那兩個便衣警探報告,這些人的聚會實在是古怪肉麻。幾個男人成雙作對地出現,當著別人的面就勾肩搭背,摟摟抱抱,毫不羞恥。有的人還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我們男人終於有了一塊自己的地方。」一個戴著大耳環的中年畫家宣稱:「我現在才是個活人!只有在這裡我不用生活在虛偽中。」每個星期都有兩三張新面孔出現。等到這個俱樂部快發展到三十人的時候,公安局採取行動,把他們一網打盡了。

苗科長介紹完情況後,允許我們同這些罪犯會面十五分鐘。一個警察把我領進地下室的一個小房間。他遞給我保文的交代材料讓我先看看,然後轉身出屋去帶保文。我翻看著四頁由審問人員筆錄的保文的口供,知道他是剛剛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他一共參加了兩次聚會,主要是對那裡人們的談話感興趣。但是,他並不否認自己是同性戀。

這個房間緊挨著廁所,屋裡有一股尿臊味。警察把保文帶了進來,命令他坐在桌子的另一頭,面對著我。保文戴著手銬,躲避著我的目光。他的臉有些浮腫,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一條被電棒抽出來的寬大的傷痕有四寸多長,斜插過他的額頭。他的上衣領子也被撕破了,但是他的目光里並沒有露出害怕的神情。雖然我有些可憐他,但他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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