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們進入俄亥俄州，在揚斯敦以內大概20英里的範圍時，事情已經很明顯，即使我們順利超速駕駛90分鐘，也不能在可接受的時間範圍內趕上仁波切的演講活動了。這件事困擾我的程度顯然超過他50倍。
我是那種人，我相信嚴守時間是和平世界創建的嵴骨。像我這種人快要遲到的話——或者當別人快要遲到時——焦慮會淤積起來，就像堵在水槽里的水。離槽口還有快6英寸。4英寸！1英寸！等我們拐下揚斯敦南邊的州際公路，開始摸索著往北上7號國道時，水已經漫出來了。「現在是6點10分。」我說，我們沿著那條混亂的國道龜速前進，煩心地走走停停。我能聽到，也能感覺到，我的話是從緊繃的胃裡、嘴裡擠出來的，來自半輩子等待我不太準時的愛妻的經歷。「根據這張地圖，我們還要在這條路開大概11英里，而且全是紅綠燈。你要演講的地方沒有人接電話。我們不可能趕上了。」
仁波切聳聳肩。那個時候，我已經積累了一檔小型證據卷宗來支持我的理論，即不管他是不是仁波切，是不是心靈導師，是不是外國人，他都是個相當不顧及他人感受的人。我甚至又開始在想，他是不是在利用西西莉亞，只為搞到她的土地和房子，他是不是比看起來要聰明得多，狡猾，兩面派，那種來到美國，考察一下場面，憑直覺就把握了我們的靈性程度、我們的絕望和天真，剃了光頭，買了幾件袍子，就開始自稱上師的人。我冒出一連串想法來。
「讓你的粉絲們等著，你沒有不安嗎？」
他沒有回答，顯然正熱衷於研究俄亥俄州揚斯敦的市容市貌。
多好的市容啊！我見過美國很多地方，也在人生的各種時點去過歐洲、亞洲和巴西。讀書時，每周兩次，我在布朗克斯區一塊貧窮片區的掃盲中心做志願者。所以對城市衰敗，城市萎縮，貧民區，或者不管哪個我們喜歡用來給貧窮的露肉傷口貼金的辭彙，我並不陌生。但即便如此，我們見到的這部分揚斯敦還是讓我吃了一驚。開進城區，我們路過一個又一個街區的用木板封住的住屋和商鋪。倒閉夜店門外的生鏽招牌、鐵門和被嚴重損毀的欄杆；小巷裡，似乎一個街區所有住屋（那些曾相當漂亮的人家）的二樓窗戶都被砸穿。酒瓶和垃圾遍地都是，被丟棄的自行車架，濕的舊鞋，水溝里的背包。仁波切無法移目，我也是。
根據我們得到的指示，演講在市中心的一棟樓里，就在要道上。我們很容易找到了它，但那裡也沒有多好。你能看出，這裡曾經是繁榮的市中心，有優雅的石頭建築和一條街心綠化帶。但現在是成群被木板封住的倒閉的商鋪，就好像某種可怕的傳染病曾匆匆席捲過俄亥俄州的這一片——病症是燒焦的護牆板，掀開的屋頂，裂開的窗戶，無人照管的下沉門廊——甚至都染指了磚石結構的市中心，讓這裡也蒙受重創。
經過所有這些悲傷畫面後，我們來到西西莉亞信上的地址，那裡有個與我年齡相近的美麗女人，站在一處空停車位前的路邊，表現出領悟的姿勢。她瘦瘦高高，有十分迷人的大眼睛，穿一條及踝連衣裙，棕色的髮辮幾乎及腰。我們走出車外，她立刻上前對仁波切鞠躬，於是兩條似被潤色過的油光發亮的肉豆蔻色髮辮，落在她耳邊兩側。她直起身來，莞爾一笑讓我想起妹妹，然後用兩隻手握住仁波切的手，說她很擔心路上出事了。說著這話時，她看著我，努力保持微笑，但我能看出，她在為她的老師遲到21分鐘的事怪我。我什麼也沒說。
她引領我們入內——不是我預期中的大禮堂，而是，在以前更美好的日子裡，一處一定是個五金店或者小雜貨鋪之類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一切搬去中國之前，一個賣內衣給鋼鐵廠高管的妻子們的地方。現在這地方空蕩蕩的，只有8到10排灰色的摺疊椅擺在開裂的漆布地板上。最前面，在一個兩英尺高的自製舞台上，有一把看似尊貴幾分的椅子，稍微高出地板——有人在這項成果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椅子旁邊放著一張桌子，上面放著一個馬克杯和一個小茶壺。聚集而來的觀眾，總共有18還是20個人，代表了美國的混雜群體：白人，黑人，亞裔和西班牙裔。兩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坐在前排。他們身後，是少數幾個大學生模樣的人，要不就是剛畢業的。然後是一對雅痞，我討厭用這個詞。然後，不可思議的，是兩排帶著明顯的貧窮印記的人——廉價衣服，沒有笑容，姿勢與表情中有一面顯露出一種堅硬，一種疼痛，一種拉扯度日的重量。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印記。我們可以出於某種虛偽的禮貌起見，假裝不知道，但每個人都知道窮人長什麼樣子。任何有半點腦子的人都能分辨出真窮和假窮，穿破牛仔褲的藝術家，穿臟T恤的大學小屁孩。這些人是真正的窮人。
在路邊迎接我們的扎辮子女人站在前面，確認了仁波切在椅子里舒服就座後，她做了一個簡短的介紹，明顯是背過的：「今晚很榮幸請到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靈性大師。」我就站在門口，發覺自己十分驚訝。這女人的發言在我聽來是誇大其詞——當然，誇大其詞也是我編輯過的幾十篇作者介紹的必要手法。我畢竟比她更了解仁波切，儘管他讓我越來越感興趣，儘管如果你無視他的無禮，把他當成一種文化解讀的話，他還是個相當不錯的傢伙，但我想，「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心靈大師」還是不太符合一個不久之前才差點被好時之吻嗆死的人；一個沒有準時赴約而且似乎滿不在乎的人；一個坐陌生人的車橫跨半個國家還要騙人的人；還有，這個人或許還在欺詐一個天真善良的女人，這女人本身就是個真正的窮人，他還要拿走她合法繼承的財產。
扎辮子的美女講完後，禮貌的掌聲響起，距離臨時舞台最遠的幾排座位里，有人坐立不安。我沒坐下，也不打算留下來聽演講。即便我知道，在黃昏時分的揚斯敦市中心散步這個選項有多沒意思，也不想留下。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仁波切鞠了一躬，說他要以一個十分鐘時長的冥想作為開始時，我儘可能不引人注目地熘出門外，坐掉頭裡，研究地圖，尋找西行的最佳路線。因為據我所知，他們會在那裡拉起手念經，或者盤腿坐在開裂的漆布地板上，想像有能量光束沿著他們的嵴柱盤繞上升，就像光輝的巨蛇。不是我的風格。
車門緊鎖，我在車裡度過了詭異的一個半小時。當我看完地圖後——花了總共四分鐘——除了電台，沒有什麼東西來佔據我的思緒，那一天我聽夠了電台。沒有書或報紙可讀，而且我承認，我害怕去散步。這是我以前每個星期去布朗克斯區遭遇的恐懼，儘管輔導時間在周六的清早，而且儘管在六年期間，沒有任何不良事件（至少沒有什麼大事）發生在我身上。不過，我仍是一個富裕的白人，身處一個貧窮的黑人街區，社會地位烙在我的車上、衣服上、臉上和一舉一動之中，和任何貧窮的印記一樣清晰，我感覺被人嫌惡，感覺內疚，容易受到攻擊。類似那樣的感覺幾乎在我們駛過7號路上的揚斯敦邊線時已經找上了我。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假設也有。這不是我們在工作場合談論的話題，公司里的編輯和營銷總監們——黑人、白人、亞裔、西班牙裔等——多數住在曼哈頓，或者住在北邊通勤火車能到達的郊區，從事運輸和收發的人、搞清潔的人、助理們和保安員多半住在皇后區、布朗克斯區或者哈萊姆區的某些地方，那裡的街頭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意識到，我正踩在陰險的地面上。我意識到，我正在勾畫美國人從不敢逾越太遠的邊緣話題，我在悄悄地涉足那些話題：尚存在一整塊一整塊的社區，那裡，計程車司機拒絕進入；我們當中，還有人生活在我們恥於談及的環境里，孩子們也以那種方式生活；我們的城市中有大面積的地區，像我這樣的人（不只是像我這樣的白人）乾脆就不會去，是我們在時髦的市區小酒館裡小酌貴氣的馬提尼時，看不到也不願去想的地方，我們兩個人吃一頓飯的價格夠這些美國人賺一個星期的。我們引用資本的流動規律為此開脫，要不就告訴自己，我們工作得更努力，或者正是社會的不平等起到了國民財富的刺激作用。都是很好的邏輯，或許。然而，我一直對我的生活和其他美國人的生活之間的巨大差距感到不安。
我坐在車裡，感覺就像被裹在一層難以名狀的稀薄黏液里。靜靜地站在房間後面做個白日夢能有多難，我問自己。拉著某個陌生人的手幾分鐘，念念經能有多可怕？你不想聽到的，到底是什麼？況且我才剛給仁波切上過美國式禮貌的課。
我還是坐在那裡。一隊衣衫襤褸的人陸續經過，全是男人，大多數人走得很慢，幾乎拖著腳步，幾乎是在尋覓，東張西望，就像在伺機浮現。日光悄悄熘走，然後這種孤獨的陰霾從廢棄的部分街區的黑暗中傳來，經過店面里湧出的光亮，又再次回到黑暗中。幾個人向店面里窺探。一個人甚至把臉貼近玻璃，站著觀看了一會兒。沒有人進去。
當我覺得演講的主要環節一定結束了，而在我腦里高談闊論、訓斥我缺乏勇氣與尊重的聲音也越發固執時，我打開車門的鎖，悄悄地熘回演講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