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歷史課。蓋特克先生總在課上講北美洲的人類歷史。人類在北美洲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大部分我都毫不在意。為什麼我們要學北美洲的人類歷史呢？北美洲明明還有別的物種可以學習，比如樹。為什麼我們只學這種歷史，而不學另外一種呢？
如果沒有這些覆蓋著北美洲大部分土地的樹林，我們都將無法呼吸，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也壓根兒不會存在。所以，在有一天的歷史課上，我開始講北美洲的樹：這裡原本植被繁茂，後來一度被砍伐殆盡，如今正在逐漸恢複。可現在的樹林不再是原生林，而是再生林。其中的一些——比如美國栗樹——大概再也無法恢複曾經的面貌了。我告訴蓋特克先生，樹一旦被砍光，就不一定能長回來。比如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那裡原本也是一片蔥蘢。媽媽曾讀過一本書，是一個名叫傑拉德·戴蒙德的男人寫的。他在書中解釋說，這些地區曾經都有大面積的植被覆蓋。如果亞利桑那還是八百年前的樣子，我會願意搬去那裡，爬樹，玩泰山遊戲，就像帕特·提爾曼一樣。我會願意去那裡和爸爸一塊兒生活，這樣，兩個馬奇·王就又能在一起了。然而，那些樹如今早已消失不見了。在它們死掉之後，亞利桑那再也沒出現過那樣的樹，我永遠都看不到它們了，永遠。爸爸搬去了一個沒有樹的地方，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那樣做。
我不想搬去亞利桑那。
蓋特克先生打斷了我，他指出，因為我們是人，所以學習人類的歷史是有意義的。他還說，將來有時間的話會允許我在課堂上講講北美洲樹的歷史。於是，我就讓他繼續講北美洲的人類歷史，並且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聽了一會兒，但那實在是太無聊了：人們從這裡遷移到那裡，一會兒打仗，一會兒蓋房子，一會兒創立機構。無聊得讓我想要尖叫——或者至少發出點哼哼聲。
歷史課之後就是數學課。有時候，我很喜歡數學課，尤其是講到表格、圖形或者測量東西的時候。我不喜歡方程序和算數，比如加減乘除之類的，數字在我腦子裡混成一團。我總會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描畫那些數字的形狀，忘了它們所代表的意義。
觀察數字時的困惑讓我想起小時候學習認字的過程。媽媽、爸爸還有當時的老師帕蒂森小姐花了好長好長時間來教我認字，可我就是學不會。在我看來，要把字母一個一個念出來是件十分令人沮喪的事情。他們會指著一個圖形——比如字母A——然後說「這個字母讀作/ɑ：/或/ei/」，而我只會盯著它們看，嘴裡發不出任何聲音。很顯然，書頁上的這些圖形並沒有發出那樣的聲音。
那只是書頁上的一個圖形，根本就不會發出什麼聲音。
最後，我終於意識到，原來他們是想讓我在看到那個圖形的時候發出相應的聲音。可是，那些圖形和聲音在我腦中沒有任何關聯，不論我多麼努力地想把它們聯繫起來，A依然只是一個中間橫著一條直線的銳角而已。我看見它的時候會想到一頂帳篷，因為這些線條的組合幾乎與我六歲那年看見的橘色帳篷一模一樣。那時候，我們在奧林匹亞南部的密馬山丘附近野營。因此，有時我一看到那個圖形就會說出「帳篷 」這個單詞。每當我這樣做的時候，爸爸就會十分氣惱——我猜大概是因為「帳篷」的發音與他所期待的字母A的發音完全沒有相似之處吧。
後來，媽媽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她在卡片上寫了「帳篷」這個單詞，然後畫了一個三角形的帳篷圖案，正好畫在構成「帳篷」的四個字母旁邊。這個帳篷差點被她塗成了綠色，幸好我及時阻止，告訴她帳篷應該是橘色的。她畫得非常標準，幾乎和我記憶中的野營帳篷分毫不差，這讓我很高興。我一看到這幅畫就會想起那個帳篷。
接著，她把卡片放到我面前，指著這些字母，發出「帳篷」的讀音，然後把圖片遮住，又讀了一遍。由於我看見過的一切都會像照片般儲存在腦子裡，所以即便是被她用手遮住，我還是能記得那些字母旁邊畫著一個帳篷。於是，我說：「帳篷。」就這樣，我記住了第一個單詞——這四個字母以這樣的順序排列時就代表帳篷的意思。
從那以後，我用這個方法記住了所有的單詞。他們給我看一個單詞，然後告訴我它代表什麼意思，要是我不明白，他們就在旁邊畫一幅圖畫，這樣我就能在腦子裡把單詞和圖畫聯繫起來了。這就是我學習認字的過程。現在，我依然有許多單詞不會讀，因為不知道單獨的字母該怎樣發音，也不想知道。重要的是單詞，而非單獨的字母。
對我來說，學習讀字母就像非要通過觀察一片樹葉才能了解整棵樹一樣可笑。為什麼不直接觀察整棵樹呢？
我不知道二十六個字母能有多少種組合，至少我能讀懂自己的書，因為其中大多數單詞的意思我都知道。我現在是這樣閱讀的——一句一句地讀，因為每句話都是由單片語成的，而我知道這些單詞按照一定的順序組合起來是什麼意思。這類似於把一棵棵單獨的樹苗種進一片林地，它們就會長成一整片樹林。
我轉過頭，看著窗外，那兒有我想要觀察的樹。這時候，我突然想起，窗戶旁邊貼著一張紙，紙上畫著一棵樹。那是一棵很漂亮的樹，魚鱗般的樹皮栩栩如生，我幾乎能聞到它所散發的氣味。淺藍色的天空，樹枝被風吹彎了腰，樹葉隨風搖擺，像極了教室外我最喜歡的那棵。以前，我經常去爬它，直到出現了不許在學校里爬樹的規矩為止。
這幅畫是班級里的一個女孩子畫的。她把畫送給了我，讓我貼在桌子旁邊的牆上，可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無法帶市議會的人去看鷹樹，讓他們親眼看看它是多麼的不可思議、不容侵犯。不過，那個網站上說，可以在發表口頭聲明時提交一幅圖畫。我想，如果我交給他們這樣一幅畫——一幅如此生動、真實的畫，他們也許就會理解我了。
我小心地揭掉貼紙，把畫從牆上取下，然後站了起來。蓋特克先生正在講課。一見我站在那兒，他的聲音突然頓住，磕巴了幾個音節之後戛然而止。他努力想要繼續講課，但過了一會兒之後，聲音中出現了一絲阻滯的尖銳感，就像我們家廚房裡那把很少使用的舊菜刀。
「馬奇，」他說，「我們在上數學課呢，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我想知道是誰畫了這幅畫。」我說。
「這幅可愛的畫是薩拉畫的，」蓋特克先生說著，指指坐在我右邊的女孩，「你認識薩拉的，她坐在你旁邊都有兩年了。」「薩拉。」我說。我坐了下來，低頭看著手裡的畫。
吃完午飯，到了自由閱讀與畫畫的時間。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繼續看那幅畫。我把手指放在畫中的樹上，順著樹榦向上描摹每一根樹枝。其中一根彎曲的樹枝上坐著一個男孩，他身穿藍色襯衫、灰色運動衫和黑色褲子。我不知道那是誰，有可能是我也說不定。
「你喜歡這幅畫嗎，馬奇？」一個聲音問道。
這是一個尖尖細細的聲音，並不是我所熟悉的。一開始，它讓我有些不自在。我開始發出小聲的哼哼。
「你喜歡這幅關於樹的圖畫嗎？」那個聲音繼續說。
它是在問我手裡的這幅畫。
「這是所有樹的圖畫中最棒的一幅，」我說，「非常逼真。」
「我很高興你喜歡它，馬奇，可惜你不記得我的名字了。」
我沒告訴這個女孩，其實我從來就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我叫薩拉，」她說，「你看，就在這兒。」她伸出一根手指，點了點畫紙右下角的黑色字母：S-A-R-A-H。
我不喜歡她的手指出現在我的畫上，但我沒抱怨，因為還有話要對她說。如果我把她的手推開，她也許就不會再跟我說話了。
「是的，」我說，「我很喜歡這幅畫。」
「好呀，」她說，「這是我在九月份的時候畫給你的。老師叫我們互相為對方畫一幅畫。我畫了你爬樹的情景，就是你最喜歡的那棵樹。」她接著說，「我們輪流給彼此畫畫。」
「噢，」我說，「我也畫了嗎？」
「沒有，」她說，「你沒有給我畫畫。你什麼也沒畫，只是坐在那兒盯著教室外面的樹，直到美術課結束為止。」
「噢，」我說，「其實，我是在腦子裡畫畫。那一整節課我都在思考那幅畫。你畫得很好，應該得到我腦子裡的畫。」「謝謝你。」她說。
我從電影里學到，有些人可以毫不在意地注視別人的臉，甚至觸碰對方。另外，有時候你就是得對別人說點什麼，即便你壓根兒不知道他們想聽什麼。
我想起治療師朗達教過的東西，媽媽也曾說過，想從別人身上得到某件東西的時候應該怎樣提問。
我把頭轉向那個女孩，雙眼眯成一條縫，努力抬頭看著她的臉。她的眼睛眨了眨，睜開又閉上，睜開又閉上，嘴巴微微張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嘴唇，還有一點點鼻子內部的構造——那裡應該是潮濕的。她的皮膚很光滑，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