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裡很熱，熱到都能烤雞了，白色百葉窗蓋著牆上一扇很寬的窗戶，擋住太陽，葉片發出輕柔的白光，照著整個房間。醫療設備堆棧在四周，包括一部未打開的人工呼吸機、幾組點滴架跟心跳監測器，還有一堆軟管、醫療袋跟電線。
巴爾平躺在房間正中央的病床上，床上沒有枕頭，他的頭是夾在護具內固定住。他的頭髮被剃掉，頭骨上被鑽孔的地方都覆著紗布，裹住他左肩的紗布延伸到左手肘，右肩則裸露出來，沒有受傷的痕迹，皮膚蒼白細薄，帶著大理石般的紋路，胸口跟身體兩側也都包著紗布。有人將床單折起來，壓在他的腰下。他的雙手伸直放在兩側，兩隻手腕都銬在病床支架邊，左手背上有膠帶，固定住點滴針頭，右手中指指尖上有個夾子，經由一條灰線連接到一個盒子，幾條紅線從他胸口下方露出，連接至一部有屏幕的機器。屏幕上顯示著一組起伏的線條模式，讓李奇想起電話公司提供的槍聲錄音檔座標圖，有尖銳的波峰，也有很長的波谷。每當屏幕上出現一次波峰，機器就會發出一次柔和的嗶聲。
「是誰？」巴爾問。
他的聲音既虛弱又沙啞，說話速度很慢，而且語氣中帶著恐懼。
「是誰？」他又問了一次。由於他的頭被固定，使得視野也限制住了，他的眼珠上下左右不停轉動著。
李奇走近，往病床傾身，沒有說話。
「是你。」巴爾說。
「是我。」李奇說。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巴爾的右手顫抖著，這動作讓連接著夾子的灰線也隨之擺動起來，被拉扯的手銬碰上病床支架，輕輕發出金屬撞擊聲。
「我想我讓你失望了。」他說。
「我想是的。」
李奇看著巴爾的眼睛，因為這是他全身上下唯一能動的地方，他沒辦法做出任何肢體動作。他的頭不能動，全身幾乎都包著紗布，有如一具木乃伊。
「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巴爾說。
「你確定？」
「一片空白。」
「你知道如果唬我，會有什麼下場吧？」
「我能想像得到。」
「再把那種痛苦乘上三倍。」李奇說。
「我沒唬你，」巴爾說：「我就是什麼都記不起來。」他的聲音很小，充滿無助與困惑，聽起來不是在為自己辯解、不是抱怨，也不是找借口，而是陳述一件事實，好像他很想痛哭，想懇求寬恕，或想大聲喊叫。
「告訴我球賽的事。」李奇說。
「我在聽廣播。」
「不是看電視？」
「我喜歡聽廣播，」巴爾說：「這是為了懷舊。我從以前就是這樣，還是小孩的時候，就會從廣播收聽所有聖路易紅雀隊的比賽，不管有多遠。我會在夏天的傍晚，暖和的天氣里，聽著收音機轉播的棒球賽。」
他安靜下來。
「你還好吧？」李奇說。
「我的頭很痛，我想我應該剛動過手術。」
李奇沒說話。
「我不喜歡從電視上看球賽。」巴爾說。
「我不是來這裡討論你喜歡怎麼看球的。」
「你會看電視轉播的球賽嗎？」
「我沒有電視。」李奇說。
「真的？你應該去弄一台，一百塊就能買到了，買小一點的說不定更便宜，在電話簿黃頁上的廣告找找就有了。」
「我沒有電話，也沒有房子。」
「為什麼？你不待在軍隊里了？」
「你怎麼知道？」
「從那時候開始，就沒人繼續待在軍隊里了。」
「有些人還在。」李奇邊說，邊想到愛琳·赫頓。
「只有軍官，」巴爾說：「其他人都不在了。」
「我當時是軍官，」李奇說：「這種事你應該還記得的。」
「可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樣，這就是我的意思。」
「我怎麼會不一樣？」
「你是為了維生。」
「告訴我球賽的事。」
「你為什麼沒有房子？你過得還好嗎？」
「你現在擔心起我了？」
「只是不喜歡聽到有人過得不好。」
「我過得很好。」李奇說：「相信我，有麻煩的人是你。」
「你在當警察嗎？在這裡？我從來沒見過你。」
李奇搖頭。「我只是個平民。」
「哪裡人？」
「哪裡也不是，跟這個世界脫節了。」
「你為什麼來這裡？」
李奇沒回答。
「噢，」巴爾說：「為了抓我。」
「告訴我球賽的事。」
「那場是小熊對紅雀，」巴爾說：「比數很近，紅雀隊最後在九局下半得分贏了比賽。」
「全壘打？」
「不，是失誤。一個打者先四壞球保送，盜上二壘，下個打者擊出二壘滾地球出局，把跑者推進到三壘。接下來又是一個軟弱滾地球，防守球員確認三壘跑者不敢跑之後就傳向一壘，結果丟了個暴傳，於是跑者直接回來得分，這半局他們沒靠半支安打就贏了。」
「你記得很清楚。」
「我是紅雀隊球迷，一直都很注意他們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什麼時候打的？」
「我連今天星期幾都不知道。」
李奇沒說話。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做了他們說的那件事，」巴爾說：「就是無法相信。」
「證據很明顯。」李奇說。
「是真的嗎？」
「毫無疑問。」
巴爾閉上眼睛。
「幾個人？」他問。
「五個。」
巴爾的胸口開始起伏，緊閉的眼眶滑出淚水，他的嘴開著，像個不完整的橢圓形。他在哭，但頭被緊緊固定住不能動。
「我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他說。
「你第一次為什麼要做那種事？」李奇說。
「當時我瘋了。」巴爾說。
李奇沒說話。
「那次我沒有任何借口，」巴爾說：「但從那時候起我就變得不一樣了，我以為我改變了，我確定我真的變了，後來我表現得一直很好，我真的很努力。十四年，我以為我完全洗心革面了。」
李奇沒說話。
「我本來要自殺的，」巴爾說：「從那次事件之後常常這麼想。有幾次我差點真的想不開，因為我太慚愧了。我唯一的慰藉，就是想著那四個在科威特的傢伙原來是壞蛋，我將這點謹記在心，像是當成救贖。」
「你為什麼有那些槍？」
「我不能把槍丟了，把它們留著可以當作警惕，而且能讓我保持正直，少了它們我就很難做到了。」
「你用過那些槍嗎？」
「偶爾，不太常用，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怎麼用？」
「到靶場去。」
「在哪裡？警方查過了。」
「不在本地，我都到肯塔基州去，那裡有個靶場，收費很便宜。」
「你知道鬧區的廣場嗎？」
「當然，我是本地人。」
「告訴我你怎麼下手的。」
「我不記得做過那件事。」
「那就告訴我你會怎麼做，推論看看，就當你在做偵察演示文稿。」
「目標是誰？」
「路人，剛從監理站大門出來。」
巴爾再次閉上雙眼。「我殺的是路人？」
「總共五個。」李奇說。
巴爾又哭了。李奇離開病床邊，從牆邊拉了張椅子，然後將椅子轉了一百八十度，靠向椅背。
「時間？」
「星期五下午。」
巴爾沉默許久。
「他們怎麼抓到我的？」巴爾問。
「你說呢？」
「是不是我在路上被攔下來？」
「為何這麼說？」
「我會等晚一點，也許超過五點鐘，那時候就會有很多人。我會停在圖書館後方的公路上，就是高架路段，太陽在我背後的西邊，所以狙擊鏡不會反光。我會打開后座車窗，調好角度，把彈匣射光，然後再開車走人。我會被抓到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州警攔下超速的我，正好發現我車上的槍。可是我覺得自己應該會注意到這點，不是嗎？我應該會把槍藏好，慢慢開，不要太快。我為什麼要冒著被注意到的風險？」
李奇沒說話。
「怎麼？」巴爾說：「還是說當時有個州警正好停車下來幫我的忙？是這樣嗎？就在我停在高架公路上的時候？也許他以為我爆胎或是沒油了。」
「你有交通錐嗎？」李奇問。
「什麼東西？」
「交通錐。」
巴爾本來要開口說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