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我已經卷進這件事情整整十一天了。第一天要從那個潮濕的星期六晚上算起，當時我人在波士頓，看見一個已死的人走過人行道，上了一輛車。這並不是我的幻覺，也不是對方碰巧長得像而已。他就是十年前死掉的那個人沒錯，不是燈光造成的錯覺。他看起來老了十歲，身上還有當時被殺所留下的傷疤。
那時我正走在杭廷頓大道上，準備前往一哩外某個酒吧，聽說那裡很不錯。時間已經有點晚，交響樂廳的觀眾剛看完表演出來。我很頑固，不肯繞到對街避開群眾，所以直接從他們中間穿越。這些人大半打扮體面，身上有香水味，而且多半是老人。路邊有並排停靠的轎車與計程車，引擎運轉著，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以各自的頻率來回擺動。他從我左側的門廳走出，身穿一件厚重的喀什米爾大衣，頸部披著圍巾，雙手戴手套。他是個光頭，大約五十歲。我們差點撞上。我停下來，他也停下來，還盯著我看。我們都遲疑了一下，然後同時移動，隨即又停住腳步。一開始我還以為他沒出我，後來他的臉就被陰影遮住，我看不出他的表情。我停住不動，於是他從我前面走過，直接進了路邊一輛黑色凱迪拉克后座。我站在原地，看著駕駛輕鬆開出車陣，聽見輪胎在潮濕地面上摩擦發出的嘶嘶聲。
我記下車牌，並未因此心生驚恐，也沒有滿腹疑問，只是接受眼前所見的證據。十年歷史隨即被那短短的一秒鐘給推翻。那傢伙還活著。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個大麻煩。
這就是第一天。我當場完全忘了要去酒吧，直接走回旅館，撥了幾通從當憲兵時到現在仍然記得的電話。我得找個認識且能相信的人，不過我已離開軍隊六年，現在又是星期六深夜，所以機會不大。最後我找到某個宣稱認識我的人，叫鮑威爾，是個陸軍准尉。
「我想請你幫個忙，」我說，「追查一個平民的車牌。」
他知道我是誰，所以沒對我用那套制式說法，講些他很抱歉幫不上忙之類的廢話。我告訴他我很確定那輛車是私有，不是租來的。他記下我的電話，答應隔天早上再聯繫我，也就是第二天。
但他沒聯繫，反而出賣了我。遇到這種情形，我想任何人都會這麼做吧。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起得很早，叫客房服務送了早餐，等待那通電話，結果十點過後聽到一陣敲門聲。我從窺視孔看出去，外面站著兩個人，他們之間的距離貼得很緊，就是為了讓我能清楚看見。一男一女，都是深色外套，沒穿大衣，男人手裡有個公事包。他們各自拿著某種官方證件，在燈光下舉得很高。
「聯邦探員。」男人的聲音正好大到能讓我聽見。
在這種狀況下，假裝自己不在是沒用的。我自己以前就常站在別人門外做一樣的事。要是沒人應門，外面其中一人會待在原地，另一人則下樓找負責人拿鑰匙。所以我直接開了門，站到一旁，讓他們走進房間。
剛開始，他們還很小心翼翼，不過一發現我沒武器，看起來也不像瘋子後，很快就放鬆下來。
他們將證件遞給我，趁我查看的同時客氣地在房間繞了繞。證件上方印著美國司法部，下面是緝毒署，中間則是一大堆圖章、簽名跟浮水印，另外還有他們的照片跟印刷的姓名。男探員證件上的名字是史蒂芬·艾略特，跟一個詩人同姓，那位詩人有首作品中曾提到：四月是最殘酷之季節。講得還真是對極了。證件上的照片跟本人很像。史蒂芬·艾略特看來大約介於三十到四十歲，體格粗壯，皮膚黝黑，有些禿頭，照片上的他笑得很和善，本人說不定更好相處。女探員的名字是蘇珊·達菲，比史蒂芬·艾略特年輕一點，身高也較高。她皮膚很白，身材苗條，非常迷人，另外她的頭髮跟照片上不一樣，顯然後來換了造型。
「去吧，」我說，「搜查整個房間。反正我沒有你們想找的東西。」
他們接回證件，拉開外套放進內袋，故意讓我看見武器就放在他們身上的槍套里。我認出艾略特腋下那把握柄上有棱紋的葛拉克十七型手槍。蘇珊·達菲的是葛拉克十九型，同樣的槍，只是尺寸小了些，正緊貼著她的右胸，可見她是左撇子。
「我們不是來搜查房間的。」她說。
「我們是想來談談車牌的事。」艾略特說。
「我沒有車。」我說。
我們全站在門邊，形成一個小三角形。艾略特還拿著公事包。我試著觀察這兩人中哪個是老大。或許兩個都不是，或許他們地位相同，一樣資深。他們穿著體面，但看來有些疲憊，可能整夜都在工作，然後又從某個地方坐飛機趕到這裡。可能從華盛頓特區來的吧。
「我們可以坐著談嗎？」蘇珊·達菲問道。
我說：「當然。」
然而在個廉價旅館的房間里要找位子3三個人坐可不容易。椅子只有一張，就塞在電視櫃與牆面間的小桌子下。她拉出椅子，轉了個方位讓它面向床。我坐到床上，靠近枕頭，艾略特則坐在床尾，將公事包放在身邊。他臉上還掛著那副和善的笑容，在我看來不像裝出來的。達菲坐在椅子上，看起來真有吸引力。椅子高度正適合她。她的裙子有些短，黑絲襪的顏色在膝蓋彎曲處變得淺了些。
「你就是李奇嗎？」艾略特問。
我把目光從達菲的腿上移開，點點頭。他們知道我的名字，這並不令人驚訝。
「這個房間登記入住的名字是卡爾·霍恩，」艾略特說，「現金付款，只住一晚。」
「這是習慣。」我說。
「你今天就離開嗎？」
「我每個地方只住一天。」
「卡爾·霍恩是誰？」
「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副總統，」我說，「用在這裡似乎還滿恰當的。我很久以前就把總統的名字全用完了，現在正在用副總統的。卡爾·霍恩很特別，他辭掉副總統職位去競選參議員。」
「選上了嗎？」
「不知道。」
「為什麼用假名？」
「這是習慣。」我又說了一次。
蘇珊·達菲直盯著我看，但不是因為覺得我是瘋子，而是對我這個人感興趣。她可能認為這是審問時很重要的技巧。其實，以前我審問別人時也這麼做。重點就是要聆聽對方，引導對方配合調查。
「我們跟一位叫鮑威爾的憲兵談過，」她說，「你找他追查一個車牌號碼。」
她的聲音低沉而溫暖，還有些嘶啞。我沒答話。
「我們在電腦系統里對那個車牌做了些設置，」她說，「只要有人輸入號碼，我們馬上知道。所以我們聯繫他，問他查這組號碼的目的。他說是你要查的。」
「希望他是被迫出賣我的。」我說。
她笑了。「他反應很快，故意說了個錯的電話號碼，讓我們找不到你。你就別再擔心憲兵的忠誠度了。」
「不過他最後還是給了你們對的號碼。」
「因為我們威脅他。」她說。
「可見憲兵從我那一代以後就變了。」我說。
「這件事對我們很重要，」艾略特說，「他也知道。」
「也就是說，你對我們很重要。」達菲說。
我別過頭。這種情況我遇過不知多少次，但她的語氣還是讓我稍微緊張起來。我開始覺得她可能是兩人中的老大。而且審問技巧還真厲害。
「有個平民想調查一組車牌號碼，」艾略特說，「原因是什麼？也許他跟那輛車擦撞，而對方肇事後馬上跑掉了。可是他為什麼不報警處理？另外，你剛剛也說過你沒車子。」
「因此，我們認為你可能看見某個人坐在那輛車上。」達菲說。
她話就說到這兒，留給我一個設計好的窘境。如果車上那人是我的朋友，那麼我可能就是她的敵人。而如果對方是我的敵人，那麼她準備好要當我的朋友。
「你們吃早餐了嗎？」我問。
「吃了。」她說。
「我也是。」我說。
「我們知道，」她說，「是客房服務，你點了幾片薄煎餅，上面加了顆單面嫩煎的蛋，另外還有一大壺黑咖啡。早餐預定七點四十五分到，七點四十四分送達，你付現金，還給了服務生三塊錢小費。」
「我吃得高興嗎？」
「你吃完了。」
艾略特扳開公事包的鎖，掀起上蓋，拿出一疊用橡皮筋捆著的數據。紙張看起來還很新，不過上面的字體都模糊了，可見應該是傳真數據的副本，說不定是前一晚才弄的。
「這是你的服役紀錄。」他說。
我看見公事包里還有幾張照片，光面，八乘十大小，看來是跟監時拍的。
「你當了十三年憲兵，」艾略特說，「一路順利從少尉晉陞到少校，得到不少褒獎和勳章。軍方喜歡你。你很厲害，非常厲害。」
「謝謝。」
「應該說厲害得不得了。你替他們出過許多特殊任務。」
「我想是吧。」
「但他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