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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拉絕對不可能核准我出國,所以我去了一趟憲兵指揮官的辦公室,從辦事員書桌上拿了一疊旅行優惠憑證,把它們帶回我的辦公室,然後在指揮官簽名處簽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後用很像蓋伯上校的筆跡在授權者的簽名處簽上里昂·蓋伯。

桑瑪說:「我們在犯法。」

我說:「這就像庫斯克的坦克大戰,我們不能回頭了。」

她猶豫不決。

我說:「選擇在妳,不管妳加入或退出,我都不逼妳。」

她不發一語。

我說:「這些旅行優惠憑證要到一、兩個月後才會被發現有問題,到時候不是威拉已經走人,就是我們捲舖蓋,我們有什麼損失呢?」

我說:「去打包行李,準備三天份的東西。」

她離開後我打電話問我的中士,誰是這基地憲兵里的第三號人物,我走後應該頂替我代理指揮官職缺的。稍後她跟我講了一個我認識的名字,是之前我在軍官俱樂部看過,那位手臂受傷的女上尉。我寫了張字條,向她解釋我必須離開三天,這段時間由她頂替我,然後拿起電話,打給喬伊。我說:「我要去德國一趟。」

他說:「好,一路順風。」

「既然我要去德國,回程時當然要去巴黎一趟。你也知道,情況使然。」

他頓了一下,說:「是這樣沒錯。」

我說:「如果不去一趟,是不對的。但我不應該讓她覺得我比你關心她,那也不對。所以你也該去一趟。」

「什麼時候?」

「你在兩天後搭乘夜間班機。我會跟你在戴高樂國際機場會合,我們一起去看她。」

桑瑪跟我在我住處外的人行道上會合,我們把行李拿到雪佛蘭車上,我們都穿著戰鬥裝,因為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搭乘夜間運輸機。要搭夜間的民航機,時間已經來不及了,而且我們不想再等一夜,搭乘隔天最早的班機。我們上車後在門口簽名,離開基地,開車的當然還是桑瑪。她用力加速,然後車速稍減,一路用很平順的節奏開車,時速只比一般車輛多十哩。

我安坐在椅子里,看著路面路肩,還有沿路的商場集散地以及車流,我們往北開三十哩,經過克拉瑪投宿的那家汽車旅館,然後上了交流道,朝東開往九十五號公路,往北走後我們經過休息,一哩後經過克拉瑪的手提箱被棄置的地方。接著我闔上雙眼。

到安德魯空軍基地的路上我都在睡,抵達時午夜已經過很久了。我們把車停在專用停車場,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兩個運輸大隊C130運輸機上的位置,凌晨三點要飛往法蘭克福。我們在一個有日光燈的大廳等飛機,裡面有塑膠椅墊長凳,還有滿滿的候機旅客。軍隊調動是最常見的事,所以不管白天或晚上,任何時刻都有人要趕往某處。這種候機大廳從來不是交談的地方,那天也不例外,我們只是渾身僵硬地坐在那裡,又累又不舒服。

距起飛三十分鐘前運輸官來幫我們帶路,我們從飛機跑道上走向飛機,登上機腹。中段機艙有很多貨物,我們坐在旁邊裝有網子的摺椅上,背靠著機身內壁——整體而言,我還是比較喜歡法航的頭等艙,因為運輸隊沒有空姐,也不給免費咖啡。

稍後飛機就往西迎風起飛了,接著我們用一百八十哩的慢速在華府上空飛著,然後加速往東飛行,我可以感覺到速度的變化。機上沒有窗戶,但我知道我們在城市上空,喬伊就在我下方某處沉睡著。

飛到高空時機身內壁變得很冷,所以我們都把手肘撐在膝上向前靠著。飛機里吵到令人無法交談,我瞪著裝載在機上的坦克彈藥,直到視線開始模糊,我又睡著了。這種睡姿並不舒服,但身為陸軍的一員,必須學會在任何地方睡覺。我醒來大概十次,一路上大多睡睡醒醒,因為飛機引擎與螺旋槳氣流實在太吵。不過相對來講這趟旅程還算安穩,總算還能保有床上睡眠的六成效果。

我們在高空飛了將近八小時才開始逐漸下降,因為沒有對講機,不像民航機上機長會對旅吝發布即時消息讓人安心。你只能從引擎聲的改變與機身往下傾斜來判斷,而且耳中會出現一種尖銳的感覺。我身邊到處有人站起來伸懶腰,桑瑪直挺挺地把背靠在一個裝彈藥的木板條箱上,像只貓一樣摩擦著背部。她的狀況看起來很好——因為她的頭髮短到不會變亂,而且她有明亮的雙眼,充滿決心,好像她知道這趙旅程不是航向毀滅,就是光榮之旅。她決定服從我,不去想會是哪一種結果。

我們全都再度坐下,降落前緊抓椅子旁的網子,輪子落地後,輪胎髮出摩擦巨響,煞車_把機身拉住,上面放著貨物的托盤往前滑動,但是被帶子固定住,引擎關掉後飛機又滑動了好一陣子才停下來。機尾的活動舷梯放下後我們從後面看到薄暮的昏暗天色。當時是德國的下午五點,比美東時間早六小時,比世界標準時間(Zulu time)還要早一小時。我很餓,因為從前一天在史派瑞維爾吃了那個漢堡後就沒進食了。桑瑪和我站起身拿了行李就開始排隊下機,跟其他人一起從舷梯下去,到了飛機跑道上,發現天氣很冷,跟北卡差不多。

我們在法蘭克福機場里位處偏僻的軍事禁區,大家搭著地勤人員的接駁巴士到民用航空站,接下來就各自到不同單位報到。有些人已經有專車在等著接他們,但我們沒有,我們跟一群老百姓一樣等著搭計程車。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給司機一張旅行優惠憑證,要他載我們到東邊的十二軍團基地。他非常高興能有這筆交易:他可以拿著憑證到任何美軍基地換錢,而且回程時他一定可以在十二軍團基地載到幾個想去城裡待一晚的美軍。絕對不會拿不到錢,也不用空車開回法蘭克福。他跟過去四十五年來的許多德國人一樣,都是靠美軍為生。他的計程車是輛賓士。

這是趟橫越郊區的半小時路程,這裡的郊區有西德常見的景象,到處都是一大片遠在五〇年代就蓋好的淡蜂蜜色建築物,新社區蜿蜒聚集著,形成一道東西向的不規則曲線,這些區域都是把轟炸的殘骸剷平後重蓋的。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跟德國一樣在一場戰役中輸得那麼慘,我跟很多人一樣都看過那些一九四五年拍的照片:「慘敗」還不足以形容當時的情景,「世界末日」應該比較接近一點。全國各地變成廢墟一片,從建築物上到處都可看到證據——就連建築物下方也是。每次電話公司裝設線路時,總會挖出頭顱、骨骸、茶杯、彈殼以及生鏽的反坦克飛彈。每次建築物的地基在用汽鏟機開挖前,總有個教士在旁邊為亡靈祈福。我出生在柏林,跟一群美國人一起生活,居住地方圓數哩內都是毀滅後又重建的。我們以往總是說:是他們先惹我們的。

郊區街道又整齊又乾淨,樸素的商店上方都是些公寓,櫥窗里陳列了許多閃閃發亮的商品。路標都是白底黑字,用的是種古老字體,很難看懂。路上到處都有較小的美軍基地路標,沒隔多久就會看到一個,我們沿著十二軍團的路標往前進,距它愈來愈近。我們離開建築物群聚的地區,穿越兩、三公里的農田,感覺起來就像壕溝,或者一塊隔離的區域。我們眼前東邊的天空已經暗了下來。

第十二軍團的基地原本是納粹時代最典型的軍事設施。某位納粹的工業鉅子在原野里蓋了個上千畝的工廠,那已經是一九三〇年代的舊事了。它的特色是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辦公大樓,後方有一排排的鐵皮屋,綿延數百公尺。這些鐵皮屋曾因轟炸而數度化為碎片,又被重建,而辦公大樓則只有部分受損。一九四五年,有些疲憊不堪的美國裝甲部隊在此駐紮,為了賺取食物,法蘭克福許多戴著頭巾、身穿褪色洋裝的瘦弱婦女來到這裡,用鏟子與小推車把碎石弄成一堆一堆。接下來美軍工兵部隊把辦公大樓修好,派推土機把碎石清掉,然後五角大廈不斷撒鈔票重建這地方。到了一九五三年,這裡已經是個模範基地了,到處矗立著磚造建築,刷上閃亮的白漆,基地周圍還有堅固的圍籬。到處都是旗杆、崗哨與警衛室,還有許多食堂,以及診所和福利社各一。基地里遍布營舍、工作站與倉庫。最重要的是,這一千畝的平地上,到了一九五三年時已經停滿了美軍坦克。它們排得井然有序,全都朝東停放,隨時可以呼嘯而出,在東西德邊界的「富達平原」 (the Fulda Gap)上與敵人決戰。

我們抵達法蘭克福時,已是三十七年後的事了,當時天色暗到根本看不到什麼,但我知道基本上沒什麼是會改變的——唯一不同的是坦克的機種。幫我們贏得二次世界大戰的M4雪曼坦克車早就被換掉了,只在大門擺了兩部保養得非常好的樣本,肩並肩停在一起,像是精神象徵。兩輛坦克都一樣,一半已經登上一個經過造景設計的水泥斜坡,高舉炮管,尾部向下,就像它們還在賓士一般,正在向上挺進。旁邊打的燈光頗具戲劇效果,車身的綠漆光澤亮麗,兩邊都有閃亮的白色星星,比原來的模樣更好看。他們後面有條長長的車道,兩邊的街邊石漆成白色,還有用泛光燈照射的辦公大樓,現在是基地總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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