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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早上七點零一分,我在博德堡的太平間試著開始調查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睡了三個小時,沒有吃早餐。進行軍事犯罪調查時,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鐵則,大部分都必須靠本能來隨機應變。但有一條確定的規則是:來到陸軍的太平間進行驗屍工作之前,絕對不能吃東西。

所以我把早餐跳過去,先看了犯罪現場的報告。報告厚厚一疊,但卻沒有任何有用的信息。裡面只是把現場撿到的制服與衣物列出來,仔細描述它們。也描述了屍體,紀錄時間與溫度,用成千上萬的文本來說明那幾十張拍立得照片。

我把文件擺在辦公桌的抽屜里,打電話到憲兵指揮官辦公室,詢問是不是有人擅離職守或者不假外出。死者可能已經被列為失蹤軍人,直接從清單裡面查出他是誰就可以。但是沒有這樣的紀錄,一切都很正常,基地里的每一個軍人都還活蹦亂跳地活著。

我走到清晨室外的寒冷空氣中。

太平間是在艾森豪當總統時就已經蓋好的,到目前還是很適合這種用途。在軍中,驗屍的進程沒那麼繁瑣,跟民間大不相同。我們都知道昨晚那個死者不是踩到香蕉皮而滑倒摔死的,所以我並不在意什麼是他的致命傷。我想要知道的是他大概的死亡時間,還有身分。

大門裡面有一個鋪著磁磚的大廳,大廳的左、中、右三個方位各有一個入口:走左邊是到辦公室去,右邊是到冷藏室——所以我直接走右邊,準備去面對刀鋸齊下、屍水流瀉的驗屍場面。

驗屍室中間有兩張凹下的鐵桌,桌子上方都架設著明亮的燈座,下方因為排水而不斷發出聲音。桌邊有許多用鏈子吊著的蔬果秤,是用來幫取出的器官秤重的,桌旁還有一些鐵制推車上面擺著空的玻璃罐,準備用來分裝器官,其他的推車則鋪有綠色帆布,上面擺著一排排刀鋸、鉗剪。這整個地方因為鋪有地鐵站常見的白色磁磚而閃閃發亮,裡面的空氣很冷,而且瀰漫著一股福馬林的甜味。

右邊那張空著的桌子很乾凈,左邊那張的桌旁則站滿了人,人群中有病理醫師和一位助理,一個辦事員則在旁邊做筆記。桑瑪也在那裡,她站在後面觀察著,他們也許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有些玻璃罐已經裝了器官,排水管正嘈雜地排水,從人群的縫隙中我可以看到死者的雙腿。他的腿已經被清洗過了,透過上面的燈光照射,那雙腿看來泛著藍光,本來沾在腿上的污土與血漬都已經不見。

我站在桑瑪旁邊,看到死者趴在桌上,他們已經把天靈蓋切除,還從前額把他臉部肌膚拉了下來,那張人臉被反蓋著,好像一件毛毯被鋪在床上一樣,擺在他的下巴上。他的頰骨跟眼球都暴露在外面,病理醫師正仔細解剖著他的大腦,好像在找什麼,之前他已經用鋸子鋸開頭顱,像蓋子一樣把頭蓋骨取下。

我問他:「結果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有採到指紋。」

桑瑪說:「我已經傳真出去了,今天就知道結果。」

「死因呢?」

醫生說:「鈍器造成的創傷,在頭部的後方,我想兇器是像輪胎扳手一樣的東西。其他所有的傷都是死後造成的,只是錦上添花。」

「有自衛造成的傷口嗎?」

醫生說:「一點也沒有,兇手突然下毒手,他一點反擊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幾個人攻擊他?」

「我不是魔術師,猜不出來。致命傷大概都是同一個人下手的,看不出是不是有其他人站著旁觀。」

「可以猜猜看嗎?」

「科學家的任務不是猜測。」

桑瑪說:「感覺起來像是一個人乾的。」

我點點頭,問醫生:「死亡時間呢?」

醫生說:「很難確定,可能是昨晚九點或十點,但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我又點點頭。九點或十點是有道理的——天色已經完全變暗,距離要被發現之前會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壞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把他騙出來,等到屍體被發現,他已經逃得遠遠的。

我問他:「他是在陳屍現場被殺的嗎?」

病理醫師點點頭,「或者就在附近。沒有跡象顯示其他可能性。」

我說:「嗯。」接著我環顧四周,那枝折斷的樹枝就被擺在一輛推車上,旁邊擺著一個罐子,裡面裝著死者的陰莖與睾丸。

我說:「在嘴裡發現的嗎?」

病理醫師又點點頭,不發一語。

「用的是哪一種刀子?」

他說:「可能是軍用短刀。」

我說:「好。」過去十五年來,軍用短刀的生產數量是以百萬為單位的,可能只有獎章的生產數量能夠相提並論。

醫生說:「用刀的人是一個右撇子。」

「那麼,輪胎扳手呢?」

「一樣。」

我說:「嗯。」

醫生說:「那個液體是優格。」

「是草莓還是覆盆子?」

「我沒有測試口味。」

罐子旁邊擺著一小疊立可拍照片,一共有四張,拍的都是致命的傷口。第一張照片拍的是屍體被發規時的樣子,那傢伙的頭髮又長又臟,全身是血,我沒有辦法辨認出許多細節。第二張是泥土與血漬都已經被清埋掉了。第三張則是頭髮已經被剪掉。第四張裡面,頭髮則已經完全被剃刀剃掉了。

我問:「可能是鐵鍬嗎?」

醫生說:「有可能,也許比輪胎扳手更為合理。總之我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型,你把東西帶過來,我會告訴你是不是。」

我趨前一步,更仔細地看一下,發現屍體很乾凈。灰白的屍首透著一點粉紅色,我隱約聞得到香皂的味道,還有血跟其他有機物的濃厚味道。他的鼠蹊部已經爛得失去了原形,手臂與肩膀的刀傷則是非常明顯,深可見肌肉與骨頭。冷冷的傷口的邊緣呈現藍色的外觀。刀鋒划過他左上臂的一個刺青——圖案是一隻抓著捲軸的老鷹,捲軸上寫著「母親」兩字。整體而言,這傢伙的死狀甚慘,不過比我之前所想像的已經好太多。

我說:「我以為屍體會腫得更厲害,還有更多瘀傷。」

病理醫師瞥我一眼,「我已經說過了,所有的傷口都是他死後才刻意弄出來的,當時他已經沒有心跳與血壓,血液停止流動,所以沒有浮腫與瘀傷。而且也沒流很多血,所有的血都只是因為重力而流出來的。如果他被割傷時還沒死,血會流得到處都是。」

他轉身回到桌子,完成死者腦部的檢驗,把頭蓋骨擺回去。為了把骨頭密合,他試了兩次,同時用海綿把裂縫漏出的東西擦掉,然後把他的臉擺回原位。他用手指把皮膚撥一撥、擠一擠,當他把手拿開時,我看到的那一張臉,就是之前我曾在脫衣舞酒吧和他說過話的那個特遣隊士官,只是此刻的他正茫然地直視著他上方的明亮燈光。

我開著悍馬車,經過諾頓中校的心戰學校,打算前往三角洲特遣隊駐紮的營舍。在陸軍把所有惡棍都集中關在堪薩斯城的李文沃斯堡之前,這裡也曾是個監獄,所以它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營舍,原有的鐵絲網以及圍牆非常適合它現在的用途。在營舍旁邊有一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巨大飛機機棚,機棚看來好像是從附近的基地被拖過來,拼回原狀後被用來存放特遣隊的貨架、卡車、裝甲悍馬車,也許還包括一、兩架能夠進行快速反應任務的直升機。

營舍裡面那扇門的哨兵讓我進去,我直接前往人事參謀的辦公室。當時是早上七點半,營舍里已經燈火通明,到處有人忙來忙去——這透露出一種不尋常的味道。人事參謀坐在桌邊,他是個上尉,在特遣隊這個什麼都顛倒的世界裡,士官才是明星,軍官只能待在家裡做家事。

我問他:「你們有人不見了嗎?」

他把頭別開,這樣讓我覺得更不尋常了。

他說:「我想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否則你來這裡做什麼?」

「可以把人名給我嗎?」

「人名?我還以為他因為惹事而被你逮捕了。」

我說:「這件事跟逮捕無關。」

「那跟什麼有關?」

「這傢伙常被逮捕嗎?」

「沒有,他是個好軍人。」

「名字呢?」

那位上尉並未回答,只是趨前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個文件交給我。就跟其他我見過的特遣隊文件一樣,為了讓大家使用,文件被徹底地消毒,裡面只有兩頁數據。第一頁上面有姓名、階級與編號等個人數據,還有一個叫做克里斯多夫·卡邦的傢伙的個人簡歷。他是個已經服役十六年的老兵,還沒結婚。他曾當過四年步兵、待過四年空降師、四年遊騎兵連隊,在特遣隊的D隊也已經四年了。他是個比我大五歲的上士,數據裡面沒有提到他有參加過哪些戰役,也沒說他得過哪些獎章。

第二張數據裡面則有十枚用墨水採的指紋,還有一張在酒吧裡面我跟他講話,現在陳屍於太平間鐵桌上那傢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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