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聽到公寓里傳來小碎步的聲音，很久之後媽媽才把門打開。
喬伊用法文說：「媽，晚安。」
我只是瞪著她。
她很瘦、頭髮很白、身軀很駝，而且跟我上次見到的她相比，看來簡直老了一百歲。她的左腳上了一層又長又重的石膏，人靠在一具助步器上面。她的手用力握著助步器，血管與肌腱在她的嶙峋瘦骨上清晰可見。她發抖著，皮膚幾乎是半透明的，只有那一雙眼睛能讓我想起往日的母親——一雙湛藍而快樂、充滿愉悅的眼睛。
她說：「喬伊、李奇。」
她總是叫我的姓，沒有人記得原因何在，也許是我自己從小開始這樣叫的，也許是她延續這種叫法。很多家庭都有這種習慣。
她說：「兒子們，看看你們多帥！」她慢條斯理地講話，上氣不接下氣，但是臉上流露出快樂的微笑。
我們向前擁抱她，覺得她又冷又虛弱，好像快撐不住似的，連助步器都比她重。
我說：「怎麼啦？」
她說：「進來再講，當自己家裡。」
助步器讓她的步伐變成不靈活的小碎步，步履蹣跚地走回走廊上。她又累又喘，我跟著她走進去，喬伊把門關上，跟在我後面。走廊又高又窄，走進去後有一個木頭地板的客廳，裡面的沙發與牆面都是白的，還擺著一些有框的鏡子。媽媽走到沙發前慢慢靠背坐下，好像整個人陷進去一樣。我又問她：「怎麼啦？」她沒有回答，只是不耐煩地揮揮手。
喬伊與我肩並肩坐下。
我說：「妳得告訴我們。」
喬伊說：「畢竟我們大老遠跑了一趟。」
她說：「我以為你們只是來看我。」
我說：「不是，妳也知道我們不只是來看妳。」
她盯著牆面看，說：「沒什麼事。」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
「嗯，只是禍不單行。」
「怎麼說？」
她說：「我很倒楣。」
「怎麼個倒楣法？」
她說：「我被車撞斷了腳。」
「在哪裡？什麼時候？」
她說：「兩周前，就在我家門前的大街上。當時在下雨，我撐著雨傘，擋住了我的視線。我走出去後司機看到了我，踩了煞車，但是輪胎打滑，我被車撞個正著。車速很慢，像慢動作似的，但是我被嚇到了，無法動彈。我感覺到車子撞上我的膝蓋，雖然力道很輕，像是在上面親一下，但我的骨頭斷裂了，痛得要死。」
我的腦海浮現博德堡脫衣酒吧外面停車場上那個傢伙，在充滿油漬的泥地上滿地打滾。
喬伊問她：「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她不回答。
他又問：「但是妳會復元，對吧？」
她說：「當然，這是小傷。」
喬伊看著我。
我說：「還有什麼問題？」
她一直看著牆壁，又揮揮手想迴避問題。
喬伊問：「還有什麼問題？」
她看看我又看看他。
她說：「我照了X光。他們說我的年紀很大了，骨折的老女人容易罹患肺炎。因為我們必須躺著不動，肺部容易積水感染。」
「還有呢？」
我說：「妳得了肺炎嗎？」
「沒有。」
「那妳得了什麼病？」
「照X光的時候被他們發現的。」
「發現什麼？」
「癌症。」
我們沉默了好一陣子。
我說：「但是妳早就知道了。」
她像往日一樣對我微笑著。
她說：「沒錯，小乖。我已經知道了。」
「多久了？」
她說：「一年了。」
沒有人說話。
喬伊說：「什麼癌？」
「現在已經擴散出去了。」
「可以治療嗎？」
她只是搖頭。
「當時治療來得及嗎？」
她說：「我不知道。我沒問。」
「有哪些病徵？」
「胃痛、沒有食慾。」
「然後癌細胞就擴散了？」
「現在我到處都在痛，因為癌細胞已經深及骨頭，還有我的腳也痛。」
「妳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們？」
她聳聳肩——頑固的典型法國女人。她說：「有什麼好說的？」
「為什麼妳不去看醫生？」
她過了好一會兒才回答。
她說：「我累了。」
喬伊說：「累什麼？對生活感到疲累嗎？」
她微笑說：「不是，喬伊。累了就是累了。我是說，那麼晚，我該睡覺了。我們明天再聊。我們現在別爭這個，我答應你們，明天再聊。」
我們一定得讓她上床睡覺，別無選擇，因為她是這世界上最頑固的女人。我們在她的廚房裡找東西吃——顯然她為了我們而去採購一番，冰箱裡面凈是一些沒有胃口的女人不會想吃的東西。我們吃了法式餡餅和起司，坐在桌邊喝咖啡。隔著五樓看著下面的哈普街，街頭杳無人跡，一片寂靜。
喬伊問我：「你覺得呢？」
我說：「我覺得她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裡。」
「我們可以逼她接受治療嗎？」
「太遲了。只是浪費時間，而且我們也不能逼她做任何事。如果是她不想做的事，誰曾經能逼她去做？」
「她為什麼不想接受治療？」
「我不知道。」
他只是看著我。
我說：「她是個認命的人。」
「她才六十歲而已。」
我點點頭。我出生時她才三十歲，我離家時她四十八歲，我二十八歲時她看起來還比我年輕。上次看到她，是一年半前，當時我要從德國到中東，中途在巴黎待了兩天。她當時身體棒、氣色好，距離我爸去世才要滿兩年，而且跟很多人一樣，那兩年日子對她來講是稍縱即逝。她看起來好像還有很長一段的人生旅程要走。
喬伊說：「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我不知道。」
「如果她肯說就好了。」
我說：「人生總有不如意。」
喬伊只是點點頭。
客房裡她已經鋪好全新的乾淨床單與毛巾，床頭柜上的骨瓷花瓶里擺著鮮花。這個瀰漫著香味的小房間里擠著兩張一樣的床，我想像著她用助步器在床邊掙扎走著，吃力拿著鴨絨墊子，折出棉被的被角，把一切弄得服服帖帖。
喬伊跟我沒有聊天。我把制服掛在衣櫥里，在浴室梳洗。我告訴自己明天七點要起床，然後上床盯著天花板看了一個小時才睡著。
我準時在七點起床，喬伊已經醒了。也許他根本就沒睡，也許他的生活過得比我還規律，也許是因為時差調不過來。淋浴後我從帆布行李袋裡面拿出迷彩褲跟T恤穿上。來到廚房後發現喬伊已經煮好咖啡。
他說：「媽還在睡，可能是因為吃藥。」
我說：「我去買早餐。」
我穿上外套，走一條街，到那家我知道位於聖多明尼克街上的麵包店。我買了可頌跟巧克力麵包，拿著油紙袋回家。回去後媽媽還是在她房裡。
喬伊說：「她這是自殺，我們不能任由她這樣。」
我不發一語。
他說：「怎樣？如果她掏槍指著頭要自殺，你也不會阻止她嗎？」
我聳聳肩說：「她早就把槍掏出來了，一年前就扣下了扳機。我們太晚了，這是她設計好的。」
「為什麼？」
「這得等她告訴我們。」
我們談了幾乎一整天，從早餐開始她親口告訴我們，把整件事一點一滴透露出來。我們從早餐開始講，她從房間出來時，已經淋浴過，也打扮了一番，就一個拿著助步器、斷了一隻腳的末期癌症病人而言，她可以說看起來很體面了。她為我們煮新鮮咖啡，把我買的可頌擺在上好的骨瓷器皿上，一絲不苟地為我們服務。她掌控一切的那副模樣讓我們彷彿回到了往日——我和喬伊縮水成為以前的瘦小模樣，她又變成了一家之主。扮演軍人老婆與媽媽的角色是很吃力的，有些人做得來，有些人沒辦法。她總可以辦到，不管我們住在哪裡，她總讓我們有家的感覺，照料一切。
她說：「我出生的地方距離這裡只有三百公尺，就在波斯給街上。從窗邊我可以看到傷兵醫院和巴黎軍事學院。德國人佔據巴黎時，我只有十歲，我還以為當時是世界末日，他們離開時我已經十四歲，可以說是一個新世界的開始。」
喬伊與我不發一語。
她說：「從他們離開那天開始，每天我都好像中樂透一樣。我跟你們的爸爸相識、生了你們，又環遊世界。我覺得好像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是我沒去過的。」
我們還是不發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