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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性死者留著一頭灰色長發,身上穿著一件細緻的白色法蘭絨睡袍。她側躺著,雙腳靠近書房房門,手腳分開的方式讓她看起來就像在跑步似的。她的身體下方半掩著一把霰彈槍,頭部有一邊被人打爆了,頭髮上布滿血漬與腦漿殘渣,橡木地板上則有一大攤血跡,血液已經轉為暗色,並且變得黏稠。

我走進走廊,站在與她距離一隻手臂的地方,蹲下摸她的手腕,皮膚已經變冷了,而且也沒有脈搏。

我保持蹲低的姿勢,還是沒有聽到任何動靜。我伸長身子往旁邊看她的頭,應該是被沉重的堅硬物品攻擊過,雖然只是一擊,但是卻讓她傷勢嚴重。那傷口就像一道溝渠,將近一吋寬、四吋長。殺她的人是從右上方往頭上重擊,兇手當時面對著房子後方,向著廚房。我把她的手腕放下,站起身後走進小房間里。裡面的地板大多被一條波斯地毯覆蓋著,我站在上面想像自己在寂靜中聽到從走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想像自己手裡還拿著用來破壞門鎖的鐵鍬,想像著自己的目標在打開的門口出現,順勢給她狠狠一擊。

我低頭看到地毯上有一道血跡與頭髮,有鐵鍬在上面抹擦過的痕迹。

除此之外,房間都沒有被翻亂的痕迹。這是個沒有人使用的房間,似乎是因為主人認為家裡就應該有個書房,才布置了這麼一個房間,而不是因為真正有這個需要。書桌的擺設不像是個工作桌,上面到處都是擺在銀相框里的相片。但是本來我以為他們倆結婚那麼久,應該會有更多照片才對。我在汽車旅館裡與這間房子走廊上看到的兩位死者,一起站在其中一張照片里,是克拉瑪將軍夫婦倆到拉希摩爾山度假時拍的,背景里四位總統的雕像顯得模模糊糊。他的身高比他高出許多,看來強壯又嚴格,相形之下她則顯得嬌小,另一張照片則是穿著軍裝的克拉瑪將軍,已經是幾年前的照片了。他站在幾級階梯的頂端,正要登上一架C130運輸機。在這張彩色照片里,他穿著綠色制服,飛機則是棕色的,相片中的他正在微笑揮手,我猜大概正要開始他一星少將的指揮工作。第二張照片則幾乎是一樣,只是比較新一點,他一樣站在一道飛機階梯的頂端,轉身微笑揮手,只不過當時他可能已經是二星中將。兩張照片中他都是用右手揮手,照片中也都出現我在汽車旅館看到那個帆布裝衣袋。而在兩張照片中,位於裝衣袋上方,他的腋下都夾著一個與裝衣袋成套的手提箱。

我又走到走廊上,用心傾聽,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大可搜一搜這棟房子,但是沒有必要,因為我非常確定沒有人在屋裡,也知道這裡不會有我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好好地看了克拉瑪夫人最後一眼,看到她的腳底板,想著她當寡婦的時間沒有太長——也許是一個小時,或者三小時。我猜地板上的血跡已經出現了十二小時了,但是在法醫抵達之前,沒有人可以確定這一點。

我循著原路走出廚房,繞到前門去找桑瑪,派她進屋看一看,這樣比我用言語解釋還快。四分鐘後她才出來,看來平靜而鎮定。我心裡想:桑瑪,妳的表現為自己加了一分。

她說:「你相信巧合嗎?」

我不發一語。

她說:「我們得跑一趟華府,去瓦特·瑞德醫院再次確認驗屍報告。」

我還是不發一語。

「這樣一來,他的死不是變得很可疑嗎?我的意思是,這機率有多高?在四萬或五萬個軍人里,找得到一個跟老婆在同一天死掉的嗎?先是他死掉,接著他老婆又被謀殺。」

我說:「不是同一天,甚至不是同一年。」

她點頭說:「好。就算一個死在除夕夜,一個死在元旦。但這剛好就是我想說的:你能想像瓦特·瑞德醫院昨天還有病理科醫師值班嗎?所以他們必須特地把人拖來做這件差事。從哪裡呢?可能是從舞會上吧。」

我露出短暫的微笑:「所以妳要我們北上去跟他們說:嘿,你們確定你們的醫生昨晚神智清醒嗎?他不會爽到沒辦法分出心臟病跟謀殺的差別嗎?」

她說:「我們得查一查,我不喜歡巧合。」

「妳覺得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入侵的人。克拉瑪夫人被破壞門的聲音吵了起來,下床後隨手拿起放在身邊的霰彈槍,下樓後走向廚房。她是個很勇敢的女人。」

我點點頭。將軍的妻子們就是這樣強悍。

桑瑪說:「但是她動作太慢,入侵者已經一路走進了書房,當她經過時,從旁邊用那支撬開門的鐵鍬攻擊她。他也許比她高一呎,是個右撇子。」

我不發一語。

「所以我們得去一趟瓦特·瑞德醫院?」

我說:「我想是這樣。這裡一結束我們就過去。」

我們用在廚房牆上找到的電話通知綠谷鎮警方,然後打電話跟蓋伯講這件事,他說他會在醫院跟我們碰頭。接著我們只能等警察過來,她守住前門,我守著後門,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警車不到七分鐘就來了一個規模不大的車隊,前後緊跟在一起:有兩輛巡邏車、一輛警探的車子,還有一輛救護車。他們打開了閃光燈與警笛,一哩外就可以聽見。他們開進車道後把現場封鎖起來,我跟桑瑪只能在突然的寂靜中默默退開,他們紛紛從我們身邊經過。這不是我們能插手的——將軍的老婆是個平民,這房子也不在軍法的管轄權範圍內。通常來講我才不管什麼刑法還是軍法,但是從這個地方的情勢看來,我顯然該識時務。所以我準備好袖手旁觀,如果一切都照規矩來,還可以贏得一點印象分數。這些分數在日後可能會派上用場。

當其他警察在裡面做地毯式搜索時,我們在外面被一個巡警盯了二十分鐘。然後一個拿著手提箱的警探出來跟我們問口供。我們跟他說了克拉瑪因為心臟病去世、我們來這裡的目的,還有那扇不斷發出聲響的門。他叫做克拉克,我們所說的一切他都認為沒問題。他的疑惑跟桑瑪一樣:克拉瑪夫婦兩人在同一晚死於相隔數百哩的兩地,不管是他或桑瑪,都不喜歡這種巧合。我開始為北卡的史達頓副警長感到抱歉,他讓我把克拉瑪的遺體移走,現在看來好像已經變成一個錯誤的決定。現在軍方跟警方開始要爭著解開這個謎團。

我們把博德堡的電話給了克拉克,然後回到車上。我想要到華盛頓要再開七十哩,大概一小時又十分鐘的車程,開車的如果是桑瑪,時間可能更短。她把車開上高速公路,腳底死命踩著雪佛蘭座車的油門,直到車子抖動到好像快解體似的。

她說:「你跟我一樣看到相片里的手提箱嗎?」

我說:「嗯。」

「看到死屍你會難過嗎?」

我說:「不會。」

「為什麼不會?」

「我也不知道。」

「妳呢?」

「有一點。」

我不發一語。

她說:「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我說:「不,我不相信有巧合這回事。」

「所以你覺得驗屍報告出了錯?」

我說:「不,我想報告應該是準確的。」

「那我們幹嘛大老遠開車到華盛頓?」

「因為我必須向病理醫師致歉,我把克拉瑪的屍體丟給他,把他拖下水,接下來他會被一堆警察糾纏一個月,任誰都會生一陣子氣。」

但是這病理醫師是個「她」,而不是「他」。而且她的個性開朗到讓我覺得,沒有什麼事可以讓她生氣那麼久。元旦下午四點我們跟她在瓦特·瑞德醫院的接待區見面。這地方就跟其他所有醫院的大廳一樣,也有裝飾品從天花板上往下垂,這些飾品看來已經不新了。蓋伯先到,他坐在一張塑膠椅上面,長得不高的他看來一點也不會不自在,但是他的話很少,也沒向桑瑪自我介紹。他站在她身邊,我則靠牆站著。醫生手上拿了一疊筆記,好像在跟一群好學的學生講課一樣面對著我們。她的名牌上面寫著:「姍·麥高文」,年輕的她看來膚色黝黑,活潑又開朗。

她說:「克拉瑪將軍是自然死亡。昨晚十一點後,午夜之前,因為心臟病發而死,不可能有疑點。如果你們高興,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調查,但那根本是浪費時間。他身上完全沒有毒物反應,毫無疑問地顯示出動脈硬化導致心室顫動的跡象,動脈血液大量凝塊。所以從鑒識科學的角度來看,你們現在唯一該質問的是,他是不是持續被電擊幾分鐘、幾小時,還是幾天、幾周,才會導致他的心室纖維性顫動。」

「要怎樣才辦得到?」

麥高文聳聳肩說:「那皮膚上一定會有一大塊區是濕的。嚴格來說,他必須待在浴缸里才能辦到。接著,如果把牆上的電流導向水裡面,那也許可以達到心室纖維性顫動的效果,而且沒有燒傷痕迹。但是那傢伙不是在浴缸里被發現的,也沒有跡象顯示他之前待過浴缸。」

「如果他的皮膚沒有濕掉呢?」

「那就應該看得見燒傷痕迹,可是我沒看到,而且他身上每一吋肌膚我都用放大鏡看過了。沒有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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