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心臟病發作嗎？〉當肯恩·克拉瑪停止呼吸、意識陷入一片死寂之際，也許這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在臨終前他心頭浮現的是一陣恐慌。他玩火玩過頭了，不管就哪方面來講都是這樣，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該來這是非之地，不該跟這個人在一起，也不該把這原本應該藏好的東西帶在身上。但他本來已經確認自己安全無虞，在這遊戲里穩操勝券、佔盡上風。他臉上可能露出一絲微笑——一直到胸口的重重一擊把他打垮。接下來局勢完全逆轉，原本的勝利變成一場災難，他沒有時間補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臟病到底給人什麼感覺？沒有人知道，因為病發的人都死了。醫護人員的說法是：細胞壞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們猜想：心臟會迅速跳動，但卻沒有用，或者連心臟都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顫動，但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其實他們只要說一句話就好了：「反正就是癱倒然後死掉。」肯恩·克拉瑪一定是這樣，他剛剛癱倒死去，許多秘密隨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煩幾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個借用的辦公室里。牆上有鍾，只有時針跟分針，沒有秒針，是個不會滴答作響的電子鐘，它靜得就像這房裡的死寂一樣。我故意看著分針，它並未移動。
我等待著。
針動了，它往前跳動六度，這小幅的移動充滿了機械的精準度。它彈了一下，稍稍抖動之後又恢複停滯。
一分鐘了。
過了一分，還有一分。
再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著看，時鐘停滯的時間似乎好久好久，然後分針又跳動了六度。又過了一分鐘，已是午夜時分，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一九九〇年。
我把椅子往後推，在桌後站起身來。電話鈴響，我猜是打來祝我新年快樂的。但卻不是：是個警察打來的，因為在他轄區里有個軍人死在距離部隊三十哩外的汽車旅館裡。
他說：「我要找憲兵執勤軍官。」
我又在桌子後坐下。
我說：「我就是。」
「這裡死了一個你們的人。」
「我們的人？」
他說：「是個軍人。」
「哪裡？」
「鎮上的汽車旅館。」
我問：「怎麼死的？」
那傢伙說：「很有可能是心臟病。」
我頓了一下，把陸軍的制式桌曆從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說：「沒有疑點嗎？」
「看不出來。」
「你看過死於心臟病的屍體？」
「多得是。」
我說：「好，打給部隊的指揮部。」我把號碼給了他，我說：「新年快樂。」
他說：「你不需要來一趟嗎？」
我說：「不需要。」說完就把電話掛掉。
我不需要去。像陸軍這種龐大的組織，人數比達拉斯小一點，比底特律多一點，說到「公事公辦」的精神，則是跟前兩者都一樣。目前軍隊總員額是男女加起來總共九十三萬人，他們的組成可以說就是美國全體國民的縮影。美國國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點六五，而在沒有戰事爆發的情況之下，軍人的死亡率並不高於或低於一般民眾。整體而言，他們比一般人口年輕，體能狀況也較好，但是他們抽的煙和喝的酒都較多，吃得較差同時壓力較大，訓練時還必須做各種危險的事，所以他們的壽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沒多少差別。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這種死亡率來計算，一年裡每天會有二十二個軍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殺、心臟病、癌症、中風、肺病以及肝腎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達拉斯的市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個憲兵，不是個禮儀師。
分針又動了，它往前跳動，彈回來後又停滯下來。現在是午夜過了三分。電話又響了，這次是祝我新年快樂的人——我辦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說：「新年快樂。」
我說：「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頭進來就好了嗎？」
「那你不也可以探頭出來嗎？」
「剛剛我在講電話。」
「誰打來的？」
我說：「沒什麼事，只是有人沒辦法活到九〇年代。」
「要喝咖啡嗎？」
我說：「當然好。為什麼不喝？」
我又把電話放下。當時我已經進部隊六年多了，陸軍的咖啡是讓我樂意繼續服役的原因之一。無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陸軍的士官們，同樣也是最棒的。像這位女中士，她的故鄉是北喬治亞州的山區。我才認識她兩天，知道她離營時都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一處不毛之地的拖車公園裡。她有個小男嬰，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訴我，但沒提過她有個丈夫。她全身都是骨頭與肌腱，身體就像琢木鳥的嘴一樣堅硬，但是她喜歡我。我看得出來，因為她幫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歡你，是不會幫你倒咖啡的。他們只會在背後捅你一刀。她開了我的門走進來，拿著兩個馬克杯，我們一人一杯。
我又說了一次：「新年快樂。」 她把兩杯咖啡都擺在我桌上。
她說：「真的會快樂嗎？」
我說：「好像沒什麼值得不快樂的理由。」
「柏林圍牆塌了一半，我在電視轉播上看到的，大家瘋狂慶祝著。」
「很高興這世界上還有人在某個角落慶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剛剛我沒看到這則新聞。」
「那是六小時前的事了，因為時差。」
「人可能還沒散呢。」
「很多人帶了大榔頭去。」
「那是政府開放的，那半邊是個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來我們一直把它保持在這種狀態。」
「很快我們就沒有敵人了。」
我嘗一口咖啡，熱熱的黑咖啡，世間極品。
我說：「我們贏了，那不是好事嗎？」
「如果你是靠美國政府吃飯的人，可不是個好消息。」
她跟我一樣都穿著標準的叢林迷彩戰鬥服，袖子平整地往上卷。她的憲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內側用了安全別針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發亮。
我問她：「妳有沙漠迷彩裝嗎？」
她說：「沒待過沙漠。」
「上面的紋路被改過了，加了一個個棕色的色塊，花了五年時間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傢伙說那叫做巧克力條。那紋路不好，以後一定會改回來的。但是他們又要花五年時間才能想通這一 點。」
「所以呢？」
「如果軍方高層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裝紋路修改的事，那麼裁軍這件事要花他們多久時間？到時候搞不好妳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所以妳就別擔心了。」
她說：「嗯。」但口氣里還是不相信我。她接著說：「你覺得他是一塊讀大學的料？」
「我沒見過他。」
她不發一語。
我說：「陸軍討厭改變，而且我們永遠不缺敵人。」
她還是不發一語。我的電話又響起，她趨前幫我接電話，聽了大概十一秒之後才把話筒交給我。
她說：「長官，是蓋伯上校，人在華盛頓。」
她把自己的馬克杯拿走後就離開房間了。蓋伯上校是我最上頭的老闆，儘管人還不錯，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點八分打電話，只是為了跟我說新年快樂，他不是那種人。有些高官會做這種事，一到假日特別來勁，就像自己是個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蓋伯完全沒想過嘗試這種事，對其他人都不可能，對我就更不用說了。即使他知道我在這裡，也不會這麼做。
我說：「我是李奇。」
他頓了好一會兒，才說：「我還以為你在巴拿馬。」
我說：「我接到了命令。」
「從巴拿馬把你調到博德堡？為什麼？」
「依我的官階，我只能服從命令。」
「什麼時候？」
「兩天前。」
他說：「真討厭，不是嗎？巴拿馬可能還比較刺激一點。」
我說：「還好。」
「他們還派你在跨年的時候當值班軍官？」
我說：「我自願的，我希望他們喜歡我。」
他說：「這差事可真慘。」
「剛剛有個中士端了一杯咖啡給我。」
他頓了一下說：「剛剛有人打電話告訴你汽車旅館裡有軍人死掉？」
我說：「八分鐘前。我把這件事轉給部隊指揮部。」
「指揮部又把這件事轉給某人，害我剛剛被人從派對中找出來講這件事，從頭到尾都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死掉的那傢伙是個二星上將。」
電話那頭沉靜了下來。
我說：「我沒想到要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