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讓他們給我讀異國的哲學，
告訴我所有外國君王的秘密。
——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劇史》
字、紙、書
唐朝有不少從外國流傳來的文獻，這些書上稀奇古怪的文字形狀給唐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最終會感到習慣並接受。外來文字確實是怪異之物，而那隱藏在難以理解的形狀之後的、容易引發人們聯想的各種各樣古怪離奇的理念甚至恐怖可怕的符咒，給唐朝人留下的印象就更要深刻得多。這並不是說，在唐朝本土就沒有特殊的字體，除了古老的、世人皆知的「篆書」以及字形方正的「楷書」之外，唐朝還有諸如「虎爪書」「倒薤書」「日書」「月書」「風書」「蟲食葉書」以及其他大量早已從外國引進的書體——像「胡書」「天竺書」等就屬於此類 。但是據段成式記載，西域當時行用的書寫文字有六十四種之多，而段成式所具列的，或者說唐朝那些務新求奇的人所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段成式記載的西域書體主要有「驢唇書」「大秦（即羅馬）書」「馱乘書」「起屍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 。
用來書寫這幾種文字的紙，在唐朝人的眼中同樣也是很稀奇的。唐朝本土出產的紙是用大麻纖維、葛以及楮，甚至是用竹漿、黃檀漿製作的；這些紙被染成了各種不同的顏色（有一種薄而起皺的金黃色的紙，就是唐朝最美麗的紙中的一種），有時還在紙里添加香料。將製成的紙張首尾連在一起，就成了長長的卷子；卷束在帶有水晶圓頂的檀木捲軸上的卷子，可能是最上乘的卷子（雖然九世紀時也有摺疊裝的書籍，到了十世紀時又有了線裝的書籍）。但是最典雅的書籍是寫在綿帛上的，這種方法古時就已使用，因而有悠久的歷史 。
儘管唐朝本土出產的紙的質量非常精良，但是我們發現唐朝人也大量地使用了外國來的紙。唐朝詩人經常提到的有「蠻箋」；高麗進貢的紙卷；日本製作的一種「松皮紙」；來自唐朝南方的一種帶有「魚子紋」的白紙；還有一種用水苔製成的「斜紋紙」；等等 。製作這些紙的技藝，最初肯定是從中國人那裡學來的，因而這些紙即便帶有異國色彩，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雖然從公元前二世紀起，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羊皮紙或相當於羊皮紙的書寫材料，但是羊皮紙是否從遙遠的西方傳到了唐朝，我們還無法斷定。據漢代偉大的旅行家張騫記載，安西「畫革旁行以為書記」 ，而且中世紀時的于闐也確實是以皮革作為書寫材料的 。但是這種書寫材料並沒有在內地引起多少注意。在唐朝文獻中隨處可以見到的是另一種外國的書寫材料，這種書寫材料對唐朝詩人的想像力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材料就是扇葉樹頭櫚，即生長在南亞的扇葉棕櫚的樹葉 。在唐代，這種書寫材料僅僅是以其梵文的讀音「貝多」（pattra，樹葉）知名 。根據唐朝正史記載，天竺人「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雲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 。段成式正確地記載了貝多的梵文語源，將這種材料描述為摩揭陀國——或許是因為製作棕櫚葉書是這裡的一項重要的工業——的一種常青樹。段成式還特別指出，如果精心保管的話，寫在扇葉樹頭櫚上的經文甚至可以保留五六百年的時間 。
居住在唐朝京師里的居民，還可以見到長有這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樹葉的貝多樹。這株稀有的樹是由「西國」貢獻的，種植在一所被稱為「興善寺」的佛教寺院里。興善寺以其宏偉莊嚴的建築著稱於世，它被譽為長安城裡最大的寺院，而且還收藏著其他許多為人所稱道的珍寶——例如于闐玉像、繪畫大師吳道子畫的壁畫，而興善寺的古松尤其是人們珍愛的神物，每當大旱時，人們都要從這棵古松上取下一根枝條，然後將它刻成龍形來求雨 。九世紀末年，詩人張喬曾經寫過一首詩，讚頌興善寺那株備受尊崇的貝多樹 。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長安的氣候環境中，這棵貝多樹居然存活了那麼多年。
用裁成合適形狀的棕櫚葉做成的書叫作「ollahs」，這種書在唐朝人中間又叫「梵夾」 ，取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因為這種書是用兩塊木板相夾，然後再用繩子捆紮起來的 。從前往天竺的唐朝取經人積極地搜集貝葉經這一點來看，這種書在唐朝並非罕見之物，而在唐朝的各大寺院里，更是可以輕易地見到梵夾；日本和尚圓仁就注意到，在五台山有一部梵夾裝的《法華經》 。在一些較為世俗的環境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書：例如篤信佛教的唐懿宗「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天寶五載（746），師子國王屍羅迷伽派遣婆羅門僧阿目佉拔折羅前來長安，獻「貝葉梵寫《大般若經》一部」 。
貝葉書之所以特別受到唐朝人的尊崇，是因為它通常都是用一種「書辭頗類浮圖語」的文字寫成的，而貞觀廿年（646）在俱蘭國王寫給唐朝的一封信中使用的文字，就與這種文字類似 。從這些神秘的樹葉中，唐朝詩人們在語詞方面發現了絕妙的外來意象，這種意象常常被用來烘托詩歌中的佛教的氣氛。李商隱在《題僧壁》這首詩中寫道：「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鍾。」 詩中用「貝多」借指佛典。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的，以「貝多」與「旃檀」作為對文，則更加生動地烘托出了濃郁的宗教氣氛。下文是皮日休對一所庭園寺院的描寫：
小殿熏陸香，古經貝多紙 。
馥郁的乳香與婆娑的棕櫚使人聞到了溫暖的西域氣息，我們彷彿已經身臨其境。
書肆與藏書
八、九世紀時，唐朝的市民很可能在大都市裡就能夠買到關於外國的道里方位、外語字典等書籍，甚至有可能會直接買到外國書籍 。但是遺憾的是，我們對於唐朝書肆的情況知之甚少。現在所能了解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斷。例如在一個流行的故事中提到過一所專門經營經典書籍的書肆，這是一所應試的舉子們經常光顧的書肆。另外在唐朝詩人的詩歌中，也提到過洛陽南市的書肆 。我們還了解到在成都有出售新印成的書的地方——大多是一些解夢、占星以及家譜之類的書籍 田干之助（1948），第103～104頁；李約瑟（1959），第167頁。">。
因為唐朝是一個大量收集書籍的時代，所以有關唐朝藏書情況的資料就要比書肆的資料豐富得多了。唐朝官方的藏書工作是在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名人的極力主張下，由唐太宗發起的，時間在貞觀二年（628）。當時由魏徵等人負責檢查新收藏的圖書，從事編目工作。唐朝的國家圖書館 收藏有兩萬捲圖書，其中有許多是非常稀有的版本。唐玄宗也為唐朝的藏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他還下令將私人收藏的稀有圖書用四川的上等麻紙抄了下來。此外，唐玄宗在兩京專門建立了收藏經籍圖書的書院 。為國家收藏的圖書找到了一個新的收藏地點 。後來根據四部分類法，對這裡收藏的所有圖書進行了系統分類，使用彩色象牙籤（刻有書名、卷數）標明某書屬某部——「經部」：紅簽，白象牙軸，黃帶；「史部」：綠簽，藍象牙軸，淡綠帶；「子部」：靛青簽，雕檀軸，紫帶；「集部」：白簽，綠象牙軸，朱紅帶 。
玄宗開元年間，唐朝正處在歌舞昇平的時代，這時也是唐朝官方藏書的鼎盛時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紀時，當史學家歐陽修準備修撰唐史時，他發現由於內亂，特別是由於黃巢起義的影響，唐朝的藏書有一大半已經蕩然無存了 。
關於唐朝宗教書籍的收藏情況，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可供利用，但是唐朝宗教書籍數量之多，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現在尚存的一份在麟德元年（664）撰寫的，由梵文翻譯的佛典目錄中，具列了兩千四百八十種不同的著作，其中有些還是鴻篇巨製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只在長安一所寺院的一個佛塔之中，而且僅僅是一部《法華經》，就收藏了上千部之多 ，那麼就可以想見在唐朝的大都會中收藏的經卷數目該是一個多麼大的天文數字了。
唐朝各地都有勤於搜求的私人收藏家，在他們的手中往往掌握著最古老、最稀有的書籍。據記載：「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 此外，還有像張參那樣的，以耄耋之年手抄儒家經典的人——因為他認為「讀書不如寫書」 。也有一些像段成式那樣的務求奇篇秘籍、博聞強記的人。段成式最初「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覽皆遍」，後來他又將全部時間花費在研讀家藏的書籍上：「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典。」
有了這樣的精力和熱情，私人藏書數量如此之大，質量如此之精，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例如李泌藏書達三萬卷，劉伯芻、韋述以及蘇弁等人的藏書數量也都分別達到了兩萬卷之多 。這些豐富的私人庋藏在稀有版本的收藏數量、圖書設備的豪華方面，都足以與國家的收藏相匹敵。詩人呂溫描述了收藏家崔仁亮的奢華的書卷，這些書卷的封套上都點綴著「水精」釘扣，而書捲紙則是利用「雲母」潤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