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炫耀名目繁雜的藥草製劑，
講述它們奇異、神妙的性能。
——彌爾頓《科摩斯》
藥物學
根據九世紀時阿布賽義德的記載，在中國有一種習俗，這就是在公共場合豎起一座巨碑，上面鐫刻著人們易患的幾種疾病和對症治療的簡要說明。這樣一來，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足以信賴的處方；如果患者很窮的話，他還可以從國庫中支取治療費用。在同時代的著作中，我們還沒有發現與這個美妙的傳說類似的記載。但是在唐朝諸皇帝統治時期，用來教誨百姓的文告確實是刻在石碑上的，而且當時唐朝政府對於公眾慈善事業，尤其是對病坊也的確具有強烈的興趣 。這種出於人道的興趣以及服務於人道的活動得到了佛教的大力推動。大約在六世紀時，佛教這個外來的宗教就已經成了真正的中國化的宗教，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起，公共慈善事宜成了中國佛事活動的一個正式的組成部分，而並非僅僅是臨時性的活動。食物和其他捐贈物由寺院的僧侶分發給窮人，而且還設立了免費的醫療機構，為貧窮無助者提供必需的藥物。這些慈善活動構成了「悲田」的主要內容。悲田在當時被認為是宗教生活的兩大內容之一，另外一項內容是「敬田」，敬田是指祈禱和宗教儀式等內容 。七至八世紀是遠東中世紀佛教的全盛時期。這時在各地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固定的賑濟窮人的病坊和其他以宗教為名的機構，這些機構通常都是秉承君主的旨意而設立的。武則天就是一位熱心的佛教徒，她曾經任命專使監管為「矜孤恤窮，敬老養病」而設立的悲田 。八世紀中葉時，雲遊僧鑒真也曾在商業城揚州創設了類似的慈善機構 。唐玄宗本人信從道教，但即使這樣，他還是遵照佛教徒的理想，在開元廿二年末（735年初），發布了一道詔令，「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廩之」 。會昌五年（845）禁佛以後，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一項建議，將曾經由佛寺管理的病坊改由世俗任命的行政官員管理——雖然病坊後來又恢複成了宗教性質的機構 。
唐朝刑法規定，醫生治病必須嚴格遵照古藥方和官修本草的規定，如果因「誤不如本方」而導致病人死亡者，要處以「徒兩年」的刑罰 ，如果患者是皇帝的話，則醫生要被處以絞刑 。這一套嚴格的官方律令的實施，對於因循守舊者是非常有利的，這也正是古代處方集被毫無創造性地抄進最新藥典的原因——對於歷史學者來說，這卻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為若非如此，許多藥方就會失傳了。但是就醫學界所應當進行的新嘗試和醫生的獨立自主而言，這些律令卻是很不利的。儘管唐朝官方在醫療方法上強調正統性，但是醫生們實際的行醫活動卻有某種新的開明精神，這就大大地緩衝了官方那種有損為醫之道的不利影響，這種醫風甚至在官方和因循守舊者的圈子裡也逐漸產生了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這種新的醫風是佛教倫理影響的結果。
孫思邈是中世紀最優秀的醫生的楷模，也是傑出的、獻身於佛教的慈悲原則的榜樣 。作為一位博學多識、受人尊敬的道教徒，孫思邈曾經拒絕了隋朝的徵召，只是在他年老時，才來到了唐太宗的朝廷，但是卻沒有接受官職 。這位矢志不渝的傑出人物曾經為《老子》和《莊子》作注；並寫下了一部叫作《千金方》的三百卷的藥方總集 ；他還撰寫了第一部漢文眼科學論著 和其他一些著作。孫思邈在西方醫療化學家之前，就已經提倡使用無機藥物。當孫思邈臨終時「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最終，他在藥王廟中被人們祀奉為神 。
孫思邈的一位門徒也在醫藥界享有盛譽。他就是孟詵。孟詵一生中，尤其是在武后統治時期曾經擔任過多種官職，這一點與他的老師是大相徑庭的。武后末年，孟詵致仕歸山，以藥餌為事。到了玄宗朝時，孟詵聲譽日隆，一直活了九十三歲才去世。孟詵為後人留下了許多醫方專著 。
當我們談到唐朝的醫藥狀況，尤其是較多地提到唐朝的藥物學時，就不可能不提到陳藏器——恐怕這裡已經漏記了許多值得一提但相對保守一些的藥物學者。陳藏器詳細而又審慎地記錄了唐代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面的內容，這些記載雖然與醫藥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有很高的價值。《本草拾遺》就是陳藏器撰寫的一部偉大的著作。正如書名所表示的那樣，這部著作是對保守的官方藥物學著作的補充。到了宋代時，陳藏器的後輩們對《本草拾遺》中收錄了那樣多的非正統的資料而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些資料中包含了許多中世紀初期剛剛開始使用的新的藥物，所以具有重要的價值。唐史中沒有為陳藏器立傳——這是對他標新立異的懲罰。唐史中還毫不客氣地指出，正是由於陳藏器稱「人肉可治『羸疾』（結核病？）」，所以，從此以後「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 。
最後，作為一本專門論述外來文明的著作，我們也不能漏掉一位在中國被稱為「李密醫」的波斯籍醫生。開元廿二年（734），李密醫隨同多治廣必成一起到達了日本，他是對日本奈良時代文化做出了貢獻的許多不同國籍的外籍人當中的一員 。
唐朝的藥物學家已經有大量的藥物學文獻，其中既有舊的，也有新的。唐代藥物學的基本藏書至少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神農本草》，這部藥典是以管理稼穡、畜養之神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它還是一部被尊奉為「經」的藥典。《神農本草》是一部原始時代的著作。雖然這本書很可能是在漢代才彙集成書，但是其中卻包含了許多相當古老的資料。流傳到唐代的《神農本草》是在五世紀末年由陶弘景編輯而成的，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書中還增添了這位賢哲本人通過觀察得來的知識。最初的《神農本草》正本將藥物分作「三品」，這種分類法體現了鮮明的道教色彩：其一為「上品」，上品葯可輕身延年，如硃砂、石青、雲母、仙芝、茯苓、人蔘、麝香、牡蠣都屬於上品葯；其二為「中品」，中品葯可滋補抗病，像雌黃、雄黃、硫黃、生薑、犀牛角以及鹿茸之類都屬於中品葯；其三為「下品」，下品葯是一些有毒的，只能用來治病的藥物，例如赭石、鉛丹、鉛粉、狼毒烏頭、蛙以及桃仁都被歸為第三品。唐朝的第二種比較重要的藥物學文獻是《名醫別錄》，在六朝的藥物學著作中，陶弘景的《名醫別錄》的重要性遠在其他各書之上，這本書在具列後漢名醫的同時，還記載了許多《神農本草》中的資料 。第三種是唐朝官修的《新修本草》，這部著作完成於顯慶四年（659），是由李勣領銜編著的。但是更著名的唐朝本草是蘇恭編撰的新版本的《唐本草注》。這部偉大的著作包括了大量的、自從陶弘景以來新得到的資料，尤其是收錄了南方植物的資料，這部著作顯然還是第一部繪圖的本草 。在唐朝的插圖稿本藥物學著作中，在描繪南方藥物的同時，必定也畫下了那些真正由外國傳來的藥物的圖形；甚至有一位醫藥插圖畫家的名字也一直流傳了下來，他就是曾經畫過《本草訓誡圖》的王定——王定是七世紀的人 。值得一提的第四種著作，就是我們已經說過的孫思邈的著作，這裡必須再次提到他的《千金食志（方）》，在孫思邈的這部著作中收錄了價值「千金」的食療藥方。第五種是孟詵的《補養方》（八世紀初期）。第六種是張鼎的《食療本草》，這部著作擴充了先前同類著作的內容，在後唐時代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第七種就是李珣寫的《海葯本草》（八世紀中葉） 。最後是王燾的《外台秘要》 。
這些最重要的「人文資料」，當然首先是用來為天子服務的，而我們所知的大多數藥物，也正是為了唐朝皇室配藥使用的。唐朝政府在京師撥出了一大片地方，用來作為皇家的葯園，葯園由「葯園師」掌管。葯園師是太醫令管轄的五「師」之一，五師為葯園師、醫師、針師、按摩師和咒禁師 。葯園師「以時種蒔收采諸葯。京師置葯園一所，擇良田三頃，取庶人十六已上，二十已下充。葯園生業成，補藥（園）師。凡葯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花實、草實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者，陰乾暴干，采造時月，皆分別焉」 。這些草藥從葯園中進入宮內，以備宮廷藥房之需。宮廷藥房有兩位主管人，他們的頭銜是「尚藥局奉御」。這些高明的藥劑師負責診斷、開方、配藥。他們的藥方是根據某種固定的原則配製的：每劑葯應該包含一劑「上藥」——為君養命以應天；三劑「中藥」——為臣養性以應人；九味「下藥」——為佐療病以應地。更重要的是，唐朝宮廷的藥劑師還必須考慮到藥劑的味道與身體五臟之間的關係 以及其他錯綜複雜的事項。例如，病「在肺、膈者，先食而後服藥；在心、腹者，先服藥而後食」 。「凡葯供御，中書、門下長官及諸衛上將軍各一人，與監、奉御蒞之。葯成，醫佐以上先嘗，疏本方，具歲月日，蒞者署奏；餌日，奉御先嘗，殿中（尚葯奉御的上司）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後進御。」
另外，對於普通老百姓使用醫藥的情況，我們知道得卻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