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綢子、硃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木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皿，並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面、麥子、牛、羊、車、馬和奴僕、人口。
——《啟示錄》，第二章，第18行
戰俘
中世紀帶入唐朝的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種就是「人口」。異域（包括唐朝人已知的和未知的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大量進入唐朝境內，在唐朝社會中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其實他們並不是生來命中注定就要扮演這種角色的，只是由於命乖運蹇，或是由於唐朝皇室成員一時的古怪念頭，才使他們承擔了在大唐的天空之下扮演的角色。
在七世紀，當勝利的唐朝軍隊橫掃他們面前各個角落的野蠻人部族時，大批戰俘在唐朝境內被迫陷入了遭受奴役的境地。突厥人在戰俘中所佔的數量最大，當時從蒙古草原和西域的荒漠中帶來了大批的突厥戰俘。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諸民族中也有許多人落入了唐朝軍隊的手中，這些戰俘被送給唐朝的天子和他的寵臣，為他們做苦工。甚至連唐朝境內的居民也有可能會交上厄運，成為戰俘。貞觀十九年（645），在唐朝征伐高麗的戰役中，有一萬四千名遼東城的居民被宣布沒為奴婢，他們是因為膽敢抗拒王師，在戰爭中被唐朝軍隊俘獲的。只是因為後來唐太宗格外降恩，才將他們放免，「赦為百姓」 。但是，上千名不幸的俘虜卻被送回了長安都城。在凱旋儀式上，先以這些俘虜向城裡的居民耀功，然後由得勝的將軍獻給天子和太廟中天子祖先的神靈。
在舉行凱旋慶功儀式時，得勝的將軍身上穿著游牧騎士的服裝，他的部隊全身甲胄，停在都城的東門之外。東門外排列著身穿盛裝的神策軍，他們是來歡迎凱旋者的。當典禮官發出信號時，凱旋儀式就開始了。走在前面的是兩列騎馬的軍樂隊，演奏著簫、笛、篳篥、笳 、鼓、鐃等樂器，凱旋行列中還有一支合唱隊，演唱專門為這種盛大的場合而準備的四首頌歌。他們唱的凱歌叫《賀朝歡》，歌詞如下：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
戎衣更不著，今日告成功 。
在這些頌歌中，至少有一首專門設計了舞蹈動作：最先進行演奏的凱歌和舞蹈是《破陣樂》，這首樂曲是在貞觀六年（632）為紀念唐太宗的武功而創作的，有一百二十八名身穿銀鎧的童子參加舞蹈 。跟在樂隊後面的是興高采烈的得勝的軍隊。軍隊後面是使市民們凝神屏息、欽羨異常的活戰利品和戰俘的行列。他們漸次通過城區，到達皇宮，停在太廟門前。這時，樂工下馬，在神殿外面列隊等待皇帝完成向已經去世的諸王神靈的奉獻、謝恩的神聖儀式。然後，樂隊再次開始演奏，得勝的將軍及其僚屬來到皇帝等待他們的大殿前。在這裡，他們將重新正式接受頌歌的讚美。最後被帶進來的是那些垂頭喪氣的俘虜，他們是作為對於造反者、冥頑不化者以及胡人的警戒而被展示出來的。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人們知道，如果效法這些俘虜，將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 。這些不幸的俘虜拖著腳步從御前走過之後，就開始對立功軍隊的主要將領論功行賞，而且立功者還可能會受到盛大的宴會招待 。
當偉大的唐太宗去世之後，他的繼承人唐高宗為了慶祝俘獲西突厥葉護阿史那賀魯的勝利，在凱旋盛典中採用了一種新的儀式。他首先將西突厥王室的俘虜敬獻給昭陵（位於長安東北的太宗的陵墓）的太宗之靈，然後再根據慣常的禮儀，在太廟舉行獻俘儀式，並在太廟前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 。這種新奇的做法也許是對古代習俗的恢複，但是當時對恢複這種習俗的認識卻是很模糊的。這種古代習俗就是將被擊敗的國王作為祭品殺戮，以祭祀皇室的亡靈。高宗獻俘昭陵的舉動，為將來開了先河 。但是在首開先例的昭陵獻俘儀式中，阿史那賀魯卻被高宗寬宏大量地赦免一死。
將貴族俘囚獻給祖先的做法出於一種虔敬的動機，而傳統的政治信念又促使這種動機進一步得到了加強。我們說的政治信念，是指那種認為異族酋領理所當然地應該是唐朝的封臣的信念。在進行反對唐朝皇帝的戰爭中，這些異族酋領實際上就是在領導叛亂，反對他們的合法的君主，所以這種異族酋領完全應該受到死刑的懲罰。塔什干 王的罪行和他的命運就是如此。他是在天寶十載（750）被為唐朝效力的高仙芝將軍俘虜的 。但是這種凄慘的結局似乎並不是被唐朝將領俘虜的大多數異族首領命中注定的選擇。最明顯的例子是西突厥首領都曼。顯慶五年（660），大將軍蘇定方俘虜了都曼，並將他帶回了東都。但是由於蘇定方本人為都曼進行了申辯，結果都曼得到赦宥 。有時，貴族囚徒還有幸會獲得意想不到的殊榮。例如龜茲王的遭際就是如此。貞觀二十三年（649），龜茲王被唐朝軍隊俘虜，送回了京城。在將他獻給諸皇帝的亡靈之後，他就得以獲釋，而且被授予了左武衛大將軍的官銜 。
對於有些被俘的王室俘囚，唐朝政府甚至在他們死後還贈予他們謚號——即使這種謚號的含義是模糊不清的——我們說它模糊不清，是與那些有名的戰馬得到的榮耀比較而言的，而這些戰馬的名氣則是由作為馬主的皇帝本人的經歷決定的。例如，王玄策（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精明強幹的使臣）出使天竺時，為了對中天竺國冒犯唐朝聲威的行為進行報復，召集了一支混雜著吐蕃人和泥婆羅人的軍隊，掠奪了壯美的摩揭陀城，並且俘虜了兩千名男女戰俘和大批牛馬 。在這批俘虜中，就有摩揭陀的「反」王，他在貞觀二十二年（648）被解送到了唐朝。兩年以後，當唐太宗（王玄策就是他派出的使臣）去世時，這位反抗過唐朝的天竺人的形象被刻在了石頭上，列於太宗昭陵之前 。這樣一來，這位天竺國王就得到了永恆的聲名——但只是作為戰利品和唐朝征服的象徵。
然而就一般俘虜而言，等待他們的通常只有死亡或者是當奴隸這兩條道路 。白居易在憲宗元和四年（809）寫的《縛戎人》詩中，描寫了這些俘虜的遭遇。阿瑟·韋利的譯文如下 ：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
天子矜憐不肯殺，詔徙東南吳與越。
黃衣小吏錄姓名……
在戰俘中，有些人被分配給了文武官吏，成了個人的奴隸，而大多數戰俘則成了「國家奴隸」，被迫從事國家統治者給他們分配的任何工作 。在一定的條件下，俘囚也有可能通過特赦法令而獲得自由，如內戰時俘獲的漢人俘虜就有獲得這種機會的可能。魏武定三年（545）「齊獻武王請邙山之俘，釋其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這件事雖然不是發生在唐代，但是距離唐代並不遠）。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有資格獲得這種自由，比如像蠻夷俘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這種幸運的結果。
不管俘囚從事的勞役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種族出身可能會決定落難囚徒一生的工作種類。來自蒙古草原和中亞的俘虜，通常都從事牧馬人、馬夫以及貴族車仗的騎馬侍從等職業。智慧和教育會使國家奴隸在重要的工業部門得到一個職務，這些職務可能是在紡織行業，也可能在陶瓷業；如果更好些的話，也可能會在皇宮中獲得一個受到信任的職務 ，這類職務可能是侍衛 、譯師或者是舞師。對於沒為奴婢的俘囚而言，最倒霉的就是被送往南方的邊疆地區去服役。這些地區不僅有暑熱瘴氣，而且有鱷魚出沒，更有甚者，這裡的居民還將敵人的頭顱割下來作為戰利品。白居易筆下描述的突厥戰俘的遭遇就是如此，大中五年（851）被解送到嶺南的吐蕃和回鶻戰俘的境況也同樣如此 。九世紀時，唐朝政府一反常態，對間諜活動感到驚恐不安，他們深信，這些濕熱瘴癘的邊疆地區是最適合安置那些被俘的高山地區居民和北方土著人的地方。而在七世紀時，唐朝政權對於其自身的權勢和武力的自信程度是很強的，這時的俘囚要獲得自由也就容易得多。然而就異族奴隸而言，不管是士大夫的私人奴隸，還是屬於政府的國家奴隸，他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的出路，就是依靠才能和計謀獲得權力和財富。有些具備軍事才能的家內奴隸也確實成了朝廷里的重要人物。王毛仲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王毛仲其人本來是一個因事沒為官奴的高麗人的兒子，他曾經在唐朝政權中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只是由於野心太大，最後才使他一敗塗地 。
但是，除了幸運地被分配到出身高貴、功勛卓著的大臣之家之外，戰俘們通常只能成為與個人無關的國家奴隸。在集權統治下，這也是那些被宣布犯有叛逆罪者的家庭的命運。俘囚與叛逆者的親屬的遭遇是相同的，他們被迫從事收集石料的工作，這些石料是為了修建保衛國家的城牆和保護農田的堤防使用的。這種勞役一直要持續到他們獲得自由為止。朝廷的特殊恩典，或者是一般的大赦，都可能會使他們得到自由 。
奴隸
漢奴主知倉庫，胡奴檢校牛羊。
斤腳奴裝鞍接蹬，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