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貲財、物件，
貨物，水手……
你由海上運出的貨物，
就使許多國民充足，
你以許多的貲財、貨物，
使地上的君王豐富。
——《以西結書》，第27章，第27～32行
歷史概況
我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是李姓王朝統治時期的唐朝帝國的外來物品。中世紀時，唐朝在整個亞洲地區聲名顯赫，而在遠東地區，唐朝的聲威至今還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這裡，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唐朝的歷史。有唐一代歷時三個世紀，這三個世紀各個階段的歷史又不盡相同，所以我們必須對唐朝的歷史進行必要的劃分，以形成一個年代框架，這樣就便於安排我們所要討論的內容。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樣一種框架結構無疑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為它過多地考慮了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的變化，而對於那些沒有變化或者是變化很小的因素，卻考慮得太少。所幸的是，我們要討論的內容主要是限於商業和藝術方面，這樣就允許我們可以比較隨意地以世紀為單位，對當時的各個歷史階段進行一些大致的劃分。而且我們也相信，這種劃分的結果與實際情況不會相去太遠。
七世紀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紀。最初，李淵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權，摧毀了那些與他們情況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對手。此後，又使位於現在蒙古草原的東突厥政權和位於現在東北地區與朝鮮境內的高麗、百濟王國屈膝稱臣，並且最終征服了西突厥政權和西域地區，即相當於現在中國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諸國的君主 ，使唐朝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權。唐朝在以上邊疆地區設立的軍鎮，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斷地流入唐朝這片樂土成為可能。在七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唐朝的物價都很低廉，經濟也很穩定，這樣就有可能將小塊農耕地分配給農民，從而為制定出一種新的、穩定的稅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這種新的稅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調製。租是每個成年男性必須繳納的糧食稅；調是家庭婦女繳納絲絹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綿或麻），以此作為家庭稅收；庸則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為公共工程所服的勞役，庸也是由家裡的男子來承擔的 。
七世紀是一個大遷徙的時代，這時有大批的移民遷入了現代中國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他們將這些地區看作是尋求新的機遇的地方，在他們的心目中，這裡也是有可能存在大批財富的地方，當然他們之所以湧入這些不發達的地區，也是為了逃避徵募、洪水以及野蠻人的入侵 。七世紀又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期，來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過正式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他們的政治地位，而這一切都是以犧牲北方舊貴族及其與突厥文化的傳統聯繫作為代價來實現的。在七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即武則天皇后和她的曇花一現的周帝國統治時期，這種變革達到了頂峰 。七世紀也是一個印度文化大規模入侵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以及語言學等學科的湧入，佛教哲學在這時已經滲透到了唐朝上流社會的生活之中。最後，七世紀還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八世紀的唐朝歷史包括了文人們（杜甫、李白和王維等）筆下的「盛唐時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時期。盛唐時期一直延續到了765年 ，而中唐則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唐時期是唐王朝從深重的災難中緩慢地得到復原的時期，而且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運動（以韓愈、白居易和柳宗元為代表）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了頂峰階段 。以八世紀中葉為界，唐朝的歷史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我們可以依此將八世紀的歷史劃分為前後時間基本相等的兩個時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處於頂峰的最輝煌的時期，而後五十年則是唐朝逐漸恢複元氣和偏離發展軌道的時期。前一個時期就是盛唐時期，它相當於唐玄宗統治的那一段和平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是一個時間漫長、富足安定、物價低廉的時代，是一個「天下無貴物」的時代 。這時的人們可以非常便利地周遊各地，「南遊荊、襄，北至太原、范陽，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千里不持寸刃」 。在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騾子和馬 。為了將庸調絲絹順利地從長江口轉輸到京城，在歷史上曾經設計了複雜的運河系統來滿足漕運的需要，到了玄宗統治時代，又將這條運河系統加以改進，使它在轉輸絲絹的同時，也能夠運送外國來的奢侈品 。良好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狀況，大大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但同時也很快就改變了唐玄宗這位年輕的君主的嗜好。當玄宗最初繼位時，他曾經將一大批金銀器玩、珠玉、錦繡等珍貴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對這種奢靡之物的鄙視。但是在短短的幾年之後，當玄宗聽到了廣州堆積著大量的外國來的財寶的傳聞時，在這種消息的誘惑下，玄宗皇帝開始對昂貴的進口貨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不無嫉妒地派人監視外國貿易的情況 。在古老的自然經濟統治下，絲絹是正式的價值尺度，它可以用來與任何物品——從一頭駱駝到一畝土地——進行交換 。隨著商業貿易的發展，古老的自然經濟開始動搖，並最終在731年 被得到官方認可的貨幣經濟取代。貨幣經濟地位確立的結果，促成了經濟狀況的空前繁榮，而像揚州和廣州這樣的商業中心就更是如此 。錢幣是商業機器運轉的油料，錢幣得到認可，為正在興起的商人階層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七世紀實行的稅收制度這時已經到了非放棄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兩稅法」改革，這種新的制度規定，每年分兩次用錢幣來支付稅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紀時以實物和人丁為主的稅收制度。稅收制度的這種變化也是正在發展中的貨幣經濟的反映，而稅制的變革也大大鼓勵了商人階層的積極性 。新的金融界不僅代表了商人和中間商的全盛時代，也宣告了獨立的自耕農的崩潰，唐朝創建初期授予自耕農的小塊土地，到八世紀時就已經喪失殆盡了。所以除了八世紀中葉的一段時間之外，八世紀是自由的自耕農轉變為無土地者和境況凄慘的佃農的時代，也是反對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莊園主的時代。而這一切都是戰爭、徭役以及稅收所導致的結果 。
對於新的文人階層來說，玄宗統治時期是一個勝利輝煌的時代，政治家張九齡卓爾不群的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張九齡生長在酷熱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對頭，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輝煌並不長久，同樣也正是在玄宗統治時期，特權階層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特權階層的勝利是隨著李林甫的專權而實現的，李林甫的專權則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強政府權力的願望 。當專權者李林甫死後，受到他庇護的安祿山（「祿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 在河北地區「純」漢族血統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親自出兵，發動了反對新貴族的戰爭。安祿山率領麾下能征慣戰的將士，從東北地區進入了黃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東、西兩京 。安祿山的叛亂，使八世紀下半葉成了衰落和毀滅的時代，也導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減少 。八世紀也是唐朝邊疆地區形勢變動不居的時代：新建立的南詔國（即後來的雲南省）的武士們橫跨在通往緬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棄他們的獨立地位。而在西北邊疆地區，則在八世紀中葉興起了回鶻政權——回鶻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時又是它的對手。在東北地區，正在興起的契丹民族（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他們還不足以構成巨大的威脅）也在逐步侵蝕唐朝邊鎮的勢力。吐蕃人一直騷擾著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高麗族大將軍高仙芝將他們打敗為止。但是在天寶十載（751），形勢急轉直下，高仙芝這位英雄在怛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己的軍隊在阿拔斯朝軍隊的猛烈進攻之下，被打得分崩離析的境況。此後，伊斯蘭勢力控制了中亞，大食人也開始在唐朝各地出現了：大食軍隊曾經幫助唐朝政府鎮壓了安祿山的叛亂，而（相反的）在短短數年之後，大食海盜卻捲入了對廣州的劫掠 。對於外來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紀是一個容忍和默認的時代，各種教派的佛教徒、敘利亞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鶻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裡，他們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護，在各自的聖殿中舉行神秘的宗教儀式，吟誦祈禱文。
北方地區在遭到唐玄宗的寵臣安祿山的蹂躪之後，經濟和文化的恢複階段一直持續到了九世紀的頭二十年。按照我們的看法，唐朝九世紀的歷史實際上是從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前後開始，到917年 ，隨著唐朝的滅亡而宣告結束的。九世紀是一個災難深重的世紀。隨著兩稅法頒布後的緊縮時期的到來，在九世紀的頭三十年里，物價就開始逐漸上升。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與人為的禍患接踵而至，天災人禍導致了昂貴的進口貨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極端匱乏，同時也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