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馬爾罕的金桃》是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教授薛愛華（1913～1991）撰寫的一部史學名著。薛愛華出生於美國的西雅圖，是世界著名的漢學家和語言學家。薛愛華早年就讀於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人類學，並在伯克利完成大學學業。後來他在伯克利獲得了東方語言學博士學位。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薛愛華精通了漢語和日語，並完全掌握了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古英語、古希臘語、古拉丁語和中世紀拉丁語，他還懂得古埃及文、哥普特文、阿拉伯文、越南文以及其他一些東南亞的語文。薛愛華一生從事漢學研究，主要研究領域是唐代的社會、文化史，尤其偏重於對唐朝外來文化的研究，在中外史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薛愛華的漢學受教於卜弼德（Peter A.Bo），並在卜弼德的影響下，將漢學作為自己畢生從事的事業。在吸收西方著名的漢學大師優點的同時，薛愛華在長期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學風格。他在治學上兼有伯希和（P.Pelliot）、馬伯樂（H.Maspero）、勞費爾（B.Laufer）等漢學家的特長，伯希和深入發掘、研究和利用漢文文獻的特點，馬伯樂所具有的透徹、明晰地理解漢文文獻的特點，勞費爾對於物質世界淵博的科學知識等，都在薛愛華的身上有突出的體現。薛愛華一生主要從事唐代的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由於具備了淵博的語言學知識、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再加上他在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方面的豐厚修養，他在治學上得到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即通過對古代社會的物質生活內容的探討，來深入研究當時的社會及其文化狀況。薛愛華一生著述甚豐，除了在本書參考書目中具列的十五種之外，主要還有《南唐史》（京都，1954）、《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島》（同上，1970）和《曹唐的道教詩》（同上，1985）等。《朱雀》和《撒馬爾罕的金桃》被視為他研究唐朝外來文化的雙璧，而《撒馬爾罕的金桃》尤其是世所公認的薛愛華的代表作。
《撒馬爾罕的金桃》最初在1963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問世後，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8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簡裝本，另外在1981年還出版過由塞馬里和魯柏—列斯尼欽科翻譯的俄文譯本（科學出版社，莫斯科）。漢譯本就是根據簡裝本翻譯的。本書將作者認為的唐朝的外來物品分為十八類，共一百七十餘種，分別從其來源，在唐朝的傳播、應用以及對唐朝社會的影響等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收穫。
早在1919年，漢學大師勞費爾就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撰寫了研究古代中國與伊朗間物質文化交流的名著《中國伊朗編》。此書經翻譯介紹到我國之後（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在史學界，尤其是在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領域起了積極的作用。薛愛華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在勞費爾研究的基礎之上起步的，並且在研究的視野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中國伊朗編》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古代中國與伊朗在植物方面的交流（也兼及紡織品和礦物質），而薛愛華則將著眼點集中放在了我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最為輝煌的唐代，並且將討論的內容擴大到了整箇舊大陸，涉及了唐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由比較單一的考據，轉為對唐朝社會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這部著作雖然是一部專門討論唐朝的外來文明的專著，但是作者的研究目的，或者說書中具體研究的內容卻沒有僅僅局限於對具體的外來物品的討論。作者的目的是要通過對於外來物品的討論來研究這些物品對唐朝社會、文化的影響，並進而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朝社會。正如作者在「導論」中所指出的，他是要通過對物質內容的討論來研究人。在每個時代，外來物品對人們都具有神奇的魅力。新奇的外來之物之所以能夠在當時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和關注，並不在於這種物品自身價值的高低，而在於這類物品對於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想像力所產生的強烈的影響。外來物品的物質形體可能很快就會消失，但是它在人們頭腦中留下的印象，對於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卻會通過詩歌、小說、繪畫以及各種各樣的儀式等媒介的作用而長久地留存下來，從而影響接受這些物品的民族當時的或後世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並最終成為這些民族本土文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就是研究外來物質文明的主要意義所在。正是由於作者具有了比較高的立意和獨特的視角，所以本書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純考據的著作，它不僅為我們展現了唐朝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生動的畫面，同時也為我們認識唐朝的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
在研究古代文化交流史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理論研究與對歷史事實的考辨相脫節的現象。注重理論方面探討的著作大多流於空泛的理論闡述，而講究考據的著作則斤斤於具體史料的瑣細辨證。前一種做法無疑等於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樓閣，而後一種研究雖然提供了建築用的磚瓦木石，但還不足以「重新」構築宏麗的歷史殿堂。這部著作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深入的理論探討與翔實的史實考訂的結合。作者本人具有較高的理論修養，但是他在書中卻並沒有刻意進行玄虛的「純理論」探討。對於書中涉及的近兩百種唐朝的外來物品，作者無一不是在精心的史料考據、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本書中主要用於辨正史實的「注文」差不多佔了全書三分之一強的內容，就可以充分地證實這一點。在所有敘述中，作者時時都注意對浩如煙海的漢文史料記載的異同進行細密的比較研究。正是由於有了深入的史料研究工作，才使本書的立論建立在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之上。
比較語言學是研究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的手段。研究文化交流史，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交流史，要求研究者具有較高的語言學的修養。語言學方面的深入探討，也是本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作者本人精通十餘種現代和古代的相關語言。這樣就使作者得以在充分運用近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遊刃有餘地處理漢文史料中外來語方面的內容，而這一點也正是我國大多數研究古代文化交流史學者的「弱項」。在本書中處處都可以發現作者深厚的語言學功力。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作者豐富的東方語言學的知識，要寫成這部著作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換句話說，要研究這個課題，必須具有深厚而廣博的東方古代語言和現代各種語言的知識，而作者正是具備了這些知識的少數學者之一。這部著作不但可以豐富我們對於唐代物質文化交流史的知識，而且有利於我們更進一步加深理解漢文史料的準確性。
本書的內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個方面，家畜、野獸、飛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藥物、紡織品、顏料、礦石、寶石、金屬製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書籍等等，舉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幾乎無所不包。而要研究這些問題，則涉及動物學、植物學、藥物學、礦物學、宗教學、民族學、民俗學、文學、文字學等多方面的修養。本書的寫作充分表現出了作者廣博的知識範圍。更可貴的是作者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並沒有局限於對各學科專家已有研究成果的論述，而是有自己獨到的研究。比如作者對中國古代藥物學的論述，對唐朝詩人作品中新出現的顏色詞與外來文明的關係的研究，對唐代傳奇的出現及其對外來文明內容的表現的探討，對古代寶石的認識，對於中國古代藥物、食物以及香料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研究等，都有許多精彩而獨到的見解。這一方面可以歸結為作者知識的淵博和精深，另一方面也與作者長期深入的研究有關。《撒馬爾罕的金桃》實際上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這一方面表現為作者大量參考了前人和同時代的學者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則是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作者本人具備了深厚的學術功底，《撒馬爾罕的金桃》實際上是作者將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系統化而形成的一部總結性的著作。從「參考書目」中具列的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就可以看出，在寫作本書之前，作者已經就唐朝外來文明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討，從而為本書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礎。與時下盛行的臨時拼湊的「拼盤專著」不可同日而語。
本書主要是在漢文史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作者不僅大量引用了漢文正史、政書、類書中的史料，而且充分參考、利用了魏晉至宋代的詩歌、筆記、小說中的史料（包括少量元、明時代的著作）。後一種史料往往會被專業歷史工作者所忽略，這一方面是因為這類資料非常零散，搜尋不易，而更重要的則是這類史料中包含了許多誇張、想像、虛構的成分，增加了利用史料的難度。作者在處理這類史料時，並沒有刻意去追求史料中記載的具體物品的「真實」與否，而是著眼於史料記載背後所反映的思想觀念，以及從這種思想觀念中所投射出的當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