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薛愛華的《撒馬爾罕的金桃》，是西方漢學的一部名著，被視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文化的必讀著作。現在吳玉貴同志將此書譯成漢文出版，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專門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源遠流長，而有唐一代，則是中外交流的輝煌時期。從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唐朝的外來物品是何等的豐富多彩，而這些外來物品對中國社會、中國原有的文化又發生著複雜的、多方面的影響，其中很多逐步融入中國原有文化之中，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今天的中國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國文化既包含漢族的，也包含其他兄弟民族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來的成分。這是我們可以從本書得到的一個很好的啟示。
本書研究唐代的外來文化，實際上也就是從一個側面探討唐代的中外關係。嚴格地說，我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是從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開始的。而且無可諱言的是，這門學科從開始之日起，便受到西方漢學的強烈影響。早期從事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學者，如馮承鈞、張星烺、向達諸先生，都翻譯過西方學者的著作，其中馮先生貢獻尤大。今天來看，對西方漢學的影響應該採取科學的分析的態度。既不要盲目崇拜，又不能完全否定；既要看到西方漢學家中有些人由於條件所限而導致的一些觀點和史實考訂的錯誤，又要看到他們善於利用各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比較語言學方法的長處。已譯成漢文的西方漢學作品，如法國學者伯希和等人的論著，美國學者勞費爾的《中國伊朗編》，至今仍是中國研習中外關係史學者的必讀著作。我相信，《撒馬爾罕的金桃》出版之後，一定也會在中國學者的必讀書之列。
由於種種客觀原因，我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比較寂寞的。七十年代末期，隨著改革、開放方針的提出，中國學術界日趨繁榮，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也逐漸興盛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外關係史研究室，在孫毓棠、馬雍二先生的主持下，培養人才，開展研究，為這門學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孫、馬二先生不幸先後去世，但他們在學術研究和學術組織上的業績，仍將為人們所緬懷。玉貴同志是馬雍的研究生，讀書期間，受到嚴格的科學訓練，好學深思，勤奮刻苦。原來研究唐代中亞史，成績斐然。近年又轉入唐代社會和文化史的研究。最近出版的《資治通鑒疑年錄》一書，充分體現了他的「謹嚴務實的學風」（見該書李學勤先生序），為學術界所矚目。《撒馬爾罕的金桃》的翻譯，實際上是完成孫、馬二先生的遺願。此書涉及唐代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僅引用漢文史料即達一百九十餘種，書中有大量專有名詞（人名、地名、物名），翻譯難度極大。但玉貴同志不畏艱難，奮發努力，孜孜不倦，夜以繼日，終於以近五年的時間，「啃」下了這部學術名著。更加可貴的是，他在緊張的翻譯過程中，經過認真查考，還糾正了原書中一些史料的錯誤，使此書漢譯本更趨完善。謹嚴務實的學風，在漢譯本中再次得到了體現。此書的翻譯出版，是玉貴同志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標誌著他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我為玉貴同志的成績感到高興。同時也相信，這本由他以刻苦認真態度翻譯而成的外國學術名著，必將受到學術界的歡迎，對我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唐史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
陳高華
199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