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某天會讀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樣
已經遲了。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辦公室對著一條陰暗的走廊，哈維爾喜歡走出辦公室，抽著煙來來回回地走動，想像著左邊那扇門後面的米雷耶。三年來，這是他第四次來日內瓦當臨時工，他每次回來的時候，米雷耶都會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請他和另外兩名工程師、一名秘書、一名來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員兼詩人一起在五點的時候喝茶。我們很喜歡這個小儀式，它並非日常，因而並不機械，每隔三四天，當我們在電梯里或走廊上相遇的時候，米雷耶會邀請他和她的同事們在茶歇時間會面，這是他們在她的辦公桌前臨時決定的。或許她覺得哈維爾很可愛，因為他不會掩飾自己感受到的無聊和對於終止合同返回倫敦的希望。很難理解為什麼會僱用他，總之，他對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計算和設計時用日式收音機播放輕音樂，這些無不讓米雷耶的同事們驚訝不已。當時，我們互相併不了解，米雷耶會在她的辦公桌前待上好幾個小時，為了見到她，哈維爾要在走廊里走上三十三個來回，徒勞地做著荒謬的嘗試。但是，如果她出來，他們也只會隨意地說幾句話，米雷耶不會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為他希望能看見自己出來，他如同遊戲般徘徊著，好奇在遊盪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見到的會是米雷耶還是又一次失敗。我們基本不熟，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人與人之間幾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須共處好幾個小時，織成了友誼或敵意的蛛網，任何一陣假期或失業的大風都能把它吹散。在每年的那兩周里，我們都會玩這個遊戲。但是，對於哈維爾來說，回到倫敦還意味著艾琳，以及某種曾經帶來過慾望和愉悅的東西在緩慢卻無法遏止地墮落，艾琳，她是一隻能爬上小木桶的貓，她在厭倦和習慣之間玩著撐竿跳。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他彷彿是在城市裡進行著野外遊獵，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圓環獵羚羊，去漢普斯特西斯公園露營、生篝火，一切彷彿是一部快進的默片，直到最後那場在丹麥或羅馬尼亞進行的愛情奔跑，突然出現他們熟悉卻不願承認的分歧，在紙牌遊戲中調換位置後改變勝率的卡片。與音樂會相比，艾琳更喜歡電影院，哈維爾正好相反；哈維爾獨自一人去找唱片，因為艾琳得洗頭，她只有在真正無所事事的時候才會洗頭，她抱怨著衛生問題，拜託你幫我洗下臉，我的眼睛裡進了洗髮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時候，他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說，只剩下伯爵宮的公寓依然佇立，重複著清晨的日常，愛情如同熱湯或《泰晤士報》，如同羅莎姨媽和她在巴斯農莊度過的生日，如同燃氣發票。這一切都已經變成了一團混沌的虛無，一個不斷重複、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現在，當哈維爾在辦公室走廊上徘徊時縈繞著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許在第三十次以前，門會打開，米雷耶會出來說聲嗨，她可能會去小便，或者去找那個鬢髮花白的英國統計員查數據。皮膚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領上衣下面的脖子那裡應該有某種東西在緩慢地跳動，一隻生活沒有起伏的小鳥，一位遙遠的母親，一段不幸的、無疾而終的愛情，米雷耶已經算得上是大齡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員，但有時她會在電梯里吹口哨，吹的是馬勒的曲子；她從不隨便穿衣服，幾乎總是穿著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裝，這與她的年齡過於匹配，一種過於沉悶的謹慎。
這些只是兩人中的一人寫下的，但是無所謂。雖然我們已經永遠不會在一起了，但這就像是我們共同寫下的文字。米雷耶會繼續住在日內瓦郊區的小房子里，哈維爾則會週遊世界，然後帶著蒼蠅般的執著回到倫敦的公寓，這隻蒼蠅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我們寫下這些文字，如一塊獎章在同一時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們只在生活相對放置的兩面鏡子里見過彼此，往後再也不會相見。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會更深刻地感受到對方不在場。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時會一邊聽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邊哭泣，她獨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廳里，深色屋樑，鄉村風格的傢具，花園裡玫瑰的芳香不時地飄進屋裡；哈維爾不會哭泣，他的眼淚情願濃縮成噩夢，殘忍地把躺在艾琳身邊的他叫醒，他喝白蘭地、寫作，以此擺脫噩夢，他的文字本身與噩夢無關，但有時未必如此，有時他會把它們寫成無用的文字，有時他會變成主人，決定哪些內容會被記錄，哪些內容會逐漸滑入第二天虛假的遺忘之中。
我們倆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錯誤出現了，那是一個可以挽回的錯誤，我們卻無力挽回。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從沒有評判過對方，事情就這樣發生，我們單純地接受了，我們已經竭盡全力。我不知道當時我們有沒有思考過驕傲、放棄、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只有米雷耶或者哈維爾思考過，而另一方卻接受了它們，認為它們是無法避免的，並向容納他們、壓迫他們的體系屈服了。現在可以輕而易舉地說，一切取決於瞬間的背叛，取決於點亮床頭燈的動作（當時米雷耶不想讓床頭燈亮著），取決於讓哈維爾整晚留在她身邊的決定（當時他正在找衣服，準備重新穿上）。很容易就能將過錯歸結於行事謹慎，或者無法表現得粗魯、固執或者慷慨。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最單純或最無知的人身上，或許一記耳光、一聲辱罵中包含著慈悲和正確的道路，尊嚴卻禮貌地禁止我們走向它。我們對彼此的尊重源於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拉近了我們的距離，近得就像獎章的兩面；作為獎章的兩面，我們接受這個事實，米雷耶沉默不語，她冷漠而沮喪，哈維爾低聲和她說著自己荒謬的希望，最終，句子還沒寫完的時候，最後的信寫到一半的時候，他停了筆。畢竟，那時我們只剩下、現在也只剩下那悲凄的任務：繼續做個體面的人，繼續帶著那徒勞的希望生活，希望遺忘不要徹底將我們遺忘。
一天中午，我們在米雷耶家裡見面，她幾乎是迫不得已地邀請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飯：他們在米雷耶的辦公室里喝茶的時候，加布里埃拉和湯姆提到了這頓午飯，她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哈維爾覺得，米雷耶邀請他只是出於社交壓力，這讓人難過，但他已經買了一瓶傑克丹尼威士忌，而且已經很熟悉日內瓦郊外的那座木屋、那座小玫瑰花園和燒烤架，湯姆在那裡喝雞尾酒，播放著一張披頭士的唱片。這張唱片不是米雷耶的，它肯定不會出現在她嚴肅的唱片柜上。加布里埃拉已經開始轉圈了，對於她、湯姆和半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來說，如果沒有這種音樂，空氣將變得無法呼吸。我們沒有說很多話，突然，米雷耶把他帶到了玫瑰花園，他問她喜不喜歡日內瓦，她只是看著他，聳了聳肩。他看見她忙著清理杯盤，聽見她說了句髒話，因為她手中出現了火花，記憶的碎片逐漸聚攏，也許那是他第一次渴望她，劉海划過她黝黑的額頭，藍色牛仔褲凸顯出了她的腰線，那把有些嚴肅的聲音大概會唱民謠，她只需用那彷彿長滿苔蘚的低聲細語，就能說出重要的話來。周末，他回到了倫敦，而艾琳在赫爾辛基，桌上放著一張紙條：一份報酬豐厚的工作，三個星期，冰箱里還有雞肉，愛你。
他下次來實習的時候，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如火如荼地舉辦了一場高水平的會議，哈維爾不得不認真工作。他在五樓和街道之間哀怨地把這事講給她聽，米雷耶似乎替他感到遺憾，她提議去聽一場鋼琴演奏會，他們去了，兩人都喜歡舒伯特，但其中一人不喜歡巴托克，他們去了一家幾乎空無一人的咖啡館，她有一輛舊英國車，把他送回了賓館，他送給她一張牧歌唱片，他很高興她沒有聽過，這樣他就不用再換一張了。星期天，田野，極具瑞士風格的下午清新透明，我們把汽車停在一座村莊，在麥田裡穿行，突然，哈維爾對她說起了艾琳，只是作為一種談資，他其實沒有這麼做的必要。米雷耶沉默地聽著，她沒有對他表示同情，也沒有發表評論，然而，他倒是莫名地希望她能這麼做，因為他期待她顯露出與自己相似的情緒，他想溫柔地吻她，把她抵在樹榦上，熟悉她的嘴唇、她的嘴。回去的路上，我們幾乎沒有聊關於自己的事，我們沿著小路隨意行走，每拐一個彎就會有新的風景，蘑菇，奶牛，銀白色雲彩點綴的天空，一張美好周日的明信片。但是當我們沿著架滿籬笆的山坡往下奔跑的時候，哈維爾感覺到米雷耶的手離自己的手很近，他握住了它，他們繼續奔跑，彷彿在互相推搡。他們坐在汽車裡，米雷耶邀請他去自己的木屋喝茶，她喜歡管那座房子叫木屋——因為雖然它完全不是木屋，卻有許多木屋的特點——還喜歡聽唱片。時間停頓了，一根線條突然停止作畫，直到找到了新方向，它才會在畫紙的另一邊重新開始。
那天下午，我們做了清晰的總結：馬勒可以，勃拉姆斯可以，整個中世紀的音樂都可以，爵士不行（米雷耶），爵士可以（哈維爾）。我們沒有交流其他的音樂類型，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時期、皮埃爾·布列茲和約翰·凱奇（雖然他們還沒有聊過他的作品，但是米雷耶肯定不喜歡凱奇，她很可能不喜歡音樂家布列茲，但會喜歡指揮家布列茲，這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