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科人 總是這樣，準確地說，他們沉默寡言，但總會帶給人驚喜。我抵達了哥斯大黎加的聖何塞，卡門·納蘭霍、薩姆埃爾·羅文斯基和塞爾西奧·拉米雷斯（他是尼加拉瓜人，不是蒂科人，但這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而我是阿根廷人，儘管我應該客氣地稱自己是蒂諾人 ，而其他人應該自稱尼加人 和蒂科人，但這並沒有任何區別）在那裡等我。天氣酷熱難耐，更糟糕的是，一切馬上就會開始，永遠雷同的新聞發布會，為什麼你不住在自己的國家？為什麼《放大》 和你的故事那麼不一樣？你認為作家需要承擔責任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已經明白了，對我的最後一次採訪會在地獄入口進行，而且肯定會是同樣的問題；即使在天堂入口被聖彼得提問，情況也不會改變，您不覺得您在人間的寫作方式對民眾來說太深奧了嗎？
然後是歐洲旅館，淋浴時，肥皂與沉默的漫長獨白給長途旅行畫上了句號。七點，我在聖何塞城裡散步，想看看那裡是不是真的像人們告訴我的那樣簡單、整齊，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風衣，是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熱情的擁抱，詩人，太好了，在羅馬見面之後，在多少年來那麼多次紙上見面之後，你終於來到了這裡。像埃內斯托這樣的人竟然會來看望我，來找我，總是讓我驚訝、讓我感動，或許你會說我這人謙虛得虛偽，你想說就說吧，老朋友，胡狼嚎叫著，但公共汽車呼嘯而過，我將永遠是個仰慕者，以極低的姿態熱愛一些人，有朝一日卻發現這些人也熱愛他，像這樣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掌控，我們還是談談另一件事吧。
另一件事就是埃內斯托知道我來哥斯大黎加了，就嗖地一下坐飛機從他的小島上來到這裡，因為給他捎去消息的小小鳥告訴他，蒂科人安排我去索倫蒂納梅旅行，他就忍不住想過來把我接到那兒去。於是，兩天後，塞爾西奧、奧斯卡、埃內斯托和我填滿了那架狹小的派珀·阿茲特克小型飛機，對我來說，這名字一直都是個謎。它在令人憎惡的打嗝聲和腹鳴聲中飛行，與此同時，金髮飛行員在收音機里調出了幾首聽不清楚的卡里普索 ，他似乎沒有產生我頭腦里的聯想，我覺得這架阿茲特克飛機正在把我們直接送往獻祭活人的金字塔。事情當然沒有這樣發生，可以想見，我們在洛斯奇萊斯下了飛機，坐上了一輛同樣顛簸的吉普車，這輛車將我們帶到了詩人何塞·科羅內爾·烏爾特喬 的農莊（要是有更多的人閱讀他的作品就好了）。我們在他家休息，談起了許多其他詩人朋友，羅基·達爾頓 、格特魯德·斯泰因 和卡洛斯·馬爾蒂尼斯·里瓦斯 。路易斯·科羅內爾來了以後，我們坐上他的吉普車，然後是速度驚人的小艇，前往尼加拉瓜。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提的是一種紀念照片，相機會一點一點地吐出天藍色的小紙片，一點一點地，紙片會神奇地被拍立得圖像填滿，首先是躁動的輪廓，然後漸漸浮現出鼻子、捲髮、頭戴發箍的埃內斯托的微笑、依靠著游廊的瑪麗亞女士和何塞先生。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因為他們使用這種相機已經習慣了，但我不覺得。眼看著這幾張臉孔和告別的微笑從原本一無所有的天藍色小方塊中出現，我驚恐萬分。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他們說了，我記得我問過奧斯卡，拍完全家福以後，要是天藍色的小紙片上出現了騎馬的拿破崙該怎麼辦，何塞·科羅內爾先生哈哈大笑，他總是什麼都能聽見，吉普車，我們現在就去湖邊吧。
夜色開始降臨的時候，我們抵達了索倫蒂納梅，特蕾莎、威廉、一位美國詩人和社區里的其他年輕人在那裡等我們。我們幾乎馬上就進入了夢鄉，但在此之前，我看見了角落裡的幾幅畫，埃內斯托正在和他的朋友們聊天，他從袋子里取出了從聖何塞帶來的食品和禮物，有人在吊床上睡著了，而我看見了角落裡的畫，開始觀賞它們。我不記得是誰告訴我的，這些是當地農民的作品，這幅是文森特畫的，這幅是拉蒙娜畫的，有些畫有署名，有些沒有，但每幅畫都十分美麗，對世界的第一印象，眼神乾淨的畫者，描繪周遭環境像描繪頌歌：虞美人花叢中矮小的母牛，如螞蟻般從糖屋裡湧出的人們，蘆葦叢中綠眼睛的馬匹，教堂里的洗禮儀式（這座教堂不相信透視原理，因此看起來時而在上時而在下），湖泊和湖上漂浮著的鞋履般的小舟，遠景中有一隻巨大的魚，咧著綠松石色的嘴唇微笑。埃內斯托走過來跟我解釋說，賣畫能幫助他們維持生計，還說明天早上他會給我展示農民們的木版畫、石繪和他們自己做的雕塑。我們逐漸進入夢鄉，但我還在注視角落裡堆著的畫，我搬出了描繪小奶牛、鮮花、母親和她膝頭的兩個孩子的那組畫，兩個孩子分別穿著白衣服和紅衣服，星辰漫天，唯一的一朵雲彩偏居一隅，緊貼著畫框，驚恐地試圖逃離畫布。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點有彌撒，索倫蒂納梅的彌撒，農民、埃內斯托和前來拜訪的朋友一起討論了福音書里的一個章節，那天耶穌在果園被捕，索倫蒂納梅的人們談論這個話題時，彷彿是在談論他們自己，他們說起了警察的威脅，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島嶼和陸地上過著永遠不確定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僅在尼加拉瓜，在整個拉丁美洲，瓜地馬拉的人們、薩爾瓦多的人們、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的人們、智利和聖多明各的人們、巴拉圭的人們、巴西和哥倫比亞的人們，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和死亡的包圍之中。
接著，得考慮回去了。我又想起了那些畫，於是來到社區大廳，就著正午讓人神志恍惚的陽光欣賞它們，色彩變得更加鮮艷了，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對和對稱的棕櫚林交相輝映。我想起我的相機里有一卷彩色膠捲，就抱著幾幅畫走到游廊上，塞爾西奧走過來幫我把它們放在了光線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個給它們拍照，讓這些畫完整地出現在鏡頭裡。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畫的數量剛好一致，沒有一幅畫被落下。埃內斯託過來告訴我們遊艇已經準備好了，我告訴他我做的事兒，他笑了，偷畫賊，圖片走私犯。沒錯，我告訴他，我要把這些畫全都帶走，把它們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們會變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聖何塞，還去哈瓦那處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後，我覺得累極了，我很懷念那些去過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勞迪恩在奧利機場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軌，謝謝先生，你好女士 ，委員會，電影院，紅酒和克勞迪恩，莫扎特的四重奏和克勞迪恩。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樣的東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雜誌、剪報、圍巾、中美洲詩人們的作品、裝著膠捲的灰色塑料盒，兩個月里竟然攢了這麼多東西，哈瓦那列寧學校的一組鏡頭，特立尼達的街道，伊拉蘇火山的剪影，還有火山口的綠色沸水，在那裡，薩姆埃爾、薩利塔和我想像著烤熟的鴨子在硫黃色的煙霧中漂浮。克勞迪恩把膠捲送去沖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區四處遊盪，突然想起了這件事。正好口袋裡揣著單據，我就把膠捲都取了回來，一共八卷。我立即想起了索倫蒂納梅的那些畫，到家以後，我開始尋找那盒膠捲，逐一觀看了每個系列的第一張幻燈片。我記得在拍那些畫之前，我拍攝了埃內斯托的彌撒，幾個孩子在棕櫚樹間玩耍，那幾棵棕櫚樹和畫里的一模一樣，孩子們、棕櫚樹、奶牛與瓦藍的天空和微微偏綠的湖泊（顏色或許正好相反，我記不清了）形成了對照。我把記錄了孩子們和彌撒的那盒膠捲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膠捲放完，馬上就會出現那些畫。
夜幕降臨，我獨自一人在家，克勞迪恩下班後會過來聽音樂，和我待在一起。我把屏幕安裝好，倒了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朗姆酒，投影儀，操作台和遙控器都已經準備就緒；無須拉上窗帘，殷勤的夜晚已經降臨，它讓燈光點亮，讓朗姆酒溢出芳香。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將逐漸重現，看完索倫蒂納梅的畫作之後，我會播放在古巴拍攝的照片，但為什麼先看那些畫呢，為什麼職業慣性思維和藝術會先於生活呢，為什麼不呢，在藝術與生活那永恆的牢不可破的愛恨交織的對話中，後者對前者說，為什麼不先看索倫蒂納梅的畫呢，它們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彌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來，準確地說，由於播放時的錯誤，照片看起來很糟糕，孩子們竟然在充足的光線下玩耍，牙齒潔白極了。我興趣索然地按著切換鍵，我原本想仔細觀賞每張充滿回憶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圍的索倫蒂納梅的脆弱小世界，那個男孩也被這樣包圍著，我看著他，覺得不可思議，我按下了切換鍵，他就出現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極，他的臉寬而光滑，似乎充滿了懷疑和驚訝，與此同時，他的身體向前傾，額頭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見，軍官的手槍划出了子彈的路徑，周圍的其他軍官拿著衝鋒槍，房子和樹木構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們傾向於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這種想法總是先於人們的理智，並把理智遠遠地甩在後面。我愚蠢地告訴自己，沖印店的人弄錯照片了，他們肯定是把另一個客人的照片給了我，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彌撒的照片、孩子們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麼回事呢。我的手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