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點令人厭煩的新聞報道，與其說是一種文風的習作，還不如說是習作的文風，這是一個好比說叫亨利·詹姆斯的人寫的，他是那種可能在二十年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是拉普拉塔隨便哪家院子里喝著馬黛茶的人。
四十歲那年，豪爾赫·弗拉加決定研究詩人克勞迪奧·羅梅洛的生平和著作。
起因是一次在咖啡館裡的閑聊，當時弗拉加和朋友們又一次說到，他們認為羅梅洛這個人身上有些不確定因素。他寫過三本書，每本都有一批對他敬羨不已的書迷，在世紀初的幾年裡，也曾給他帶來了曇花一現的名聲。羅梅洛的形象和他的作品被混淆得難解難分，沒有什麼系統性的評論，甚至連個令人滿意的肖像都沒有。除了同時期的雜誌上幾篇非常審慎的讚美文章，還有聖菲市一個主張「思想不夠抒情來湊」的熱心教師寫過的一本書，再沒有什麼人想著去研究這位詩人的生平或著作。兩三件軼事，幾張看也看不清的照片，剩下只有茶會上的傳聞與不知何人編寫的文選上的溢美之詞。可是弗拉加不無驚奇地注意到，仍然有不少人以不亞於讀卡列戈或者阿方西娜·斯托爾尼的熱情，讀著羅梅洛的詩句。他自己是在上高中的時候發現這些詩的，雖說筆調有些庸俗，形象又被那些吹捧者弄得面目模糊，這個拉普拉塔詩人的詩篇還是如同阿爾瑪弗埃特或者卡洛斯·德拉普阿的詩篇一樣，成為他青年時代某種具有決定意義的體驗。只是到了晚一些時候，當他已經成為一位文學批評家和散文家之後，他才想到去認真思考羅梅洛的作品，而且立刻發現人們對他知之甚少、知之甚淺。和世紀初其他優秀詩人的詩句相比，羅梅洛的詩出眾之處在於它有一種獨特的品質，它較少裝腔作勢，這使得它立即贏得了年輕一族的信任，他們對誇張的比喻和又臭又長的描寫早已心生厭倦。每當弗拉加和他的學生或者朋友們談起羅梅洛的詩篇的時候，總會暗自思忖，這些詩在關鍵之處總是朦朦朧朧，主題也閃爍其詞，說到底，給它帶來如此聲望的難道就是它的神秘感嗎。欽佩之情最容易從無知中產生，想到這一點，弗拉加不免心生惱怒；歸根結底，克勞迪奧·羅梅洛的詩足夠高深，哪怕是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究，也不至於讓它失色。時常有人舉行咖啡聚會，其間總少不了一通對羅梅洛似是而非的讚揚，每次從這一類聚會出來，他都覺得自己有責任認真研究一下這位詩人。同時他又覺得，要研究就不能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樣，光從語言學或是文體學角度寫幾篇文章了事。從一開始他就想要給這位詩人寫一部最高級的傳記：人物、家鄉、著作，三位一體；只是因為時代久遠，迷霧重重，想把這件事做成看似毫無可能。先得做一大堆卡片，再歸納分類，而且雖然說起來有些荒誕，還是得把詩人和指責過他的人聯繫在一起，唯有這樣的接觸才能還羅梅洛的作品以本來面目。
弗拉加開始他的研究之日，正是他在生活中遇到麻煩之時。他在學術上的幾項成就使他當上了大學的副教授，也得到了一小群讀者和學生的尊敬。可與此同時，因為官僚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最近一直在爭取的通過官方渠道去歐洲某個大圖書館工作的如意算盤卻落了空。他出版的著作並沒有成為進入部委的敲門磚，然而另有幾位當紅的小說家和佔據著文學版面的評論家都捷足先登了。弗拉加沒有迴避這樣一個現實的動機：要是他對羅梅洛的研究真的做出了什麼成果，他那點小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並沒有多大的野心，但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同時代那些抄抄寫寫的人拋在身後，心裡難免憤怒。當年的克勞迪奧·羅梅洛也曾發過同樣的牢騷，說在某些高貴沙龍里，有人只不過寫詩的韻腳押得巧妙一些就當上了外交官，而他卻屢遭拒絕。
為了寫這本書，他花了兩年半時間，搜集各種資料。這件事說難也不算難，可做起來非常繁瑣，有時還很煩人。他跑過佩爾加米諾、聖克魯斯和門多薩，和圖書館工作人員與檔案管理員保持書信往來，翻閱了不少報紙雜誌的合訂本、各種文本的複印件，還對那個時代的各種文學流派做了不少橫向比較。大約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寫書所需要的主要素材都已搜集完畢，也都按照價值做出了評估，只是書還沒有寫出一個字來。
九月里的一個晚上，往黑色的卡片盒裡插進一張新卡片之後，他問自己，是不是已經可以開工了。障礙是會有的，這他一點也不擔心。恰恰相反，擔心的是這個領域他已經爛熟於胸，起步會不會太過輕鬆了。資料都在那裡，他那一代阿根廷人的腦子裡已經不可能再挖掘出什麼更重要的東西來。許多看起來不為人知的消息和事件他都搜集在手，這對於完善克勞迪奧·羅梅洛和他的詩作的形象大有好處。唯一的問題就是不要在分析重點、高潮線和整體結構上出什麼差錯。
「可是這種形象對我而言是足夠清晰的嗎？」望著燒得紅紅的煙頭，弗拉加這樣問自己，「羅梅洛和我有這麼多相似的地方，我們對美學和詩學的某些觀點有著同樣的偏好，這對於傳記作家的選題而言是致命傷，這樣會不會使我陷進泥潭，寫出來的東西其實成了經過偽裝的自傳呢？」
他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自己並不具備什麼創作才能。他不是個詩人，只是個詩歌愛好者，他的本領在於發表些評論，自娛自樂。其實只要足夠警惕，在沉浸於這位詩人的作品之中的時候保持一點警覺，就完全可以避免此類不該犯的錯誤。他對克勞迪奧·羅梅洛有好感、沉醉於他作品的魅力，這都不必使他心存顧慮。這就好比那些好的照相機一樣，總得進行一些必要的校正，才能讓目標正好落在取景框當中，而不會讓攝影師的影子落在他的腳面上。
此刻，第一頁白紙就放在他面前，它像一扇門，或遲或早他得打開，他又一次捫心自問，自己確實能寫出他設想中的那部作品嗎。一本傳記，或是一篇評論，一旦呈現給那些把讀一本書當成看場電影或是讀一本安德烈·莫洛亞 的讀者群，是很容易落入俗套的。問題在於你不能犧牲掉一大批無名大眾消費者，他的社會主義好友們口中的「人民」，而只是去迎合一小群博學的同事。你得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寫出既讓大家熱心閱讀又不落入暢銷書窠臼的書來，既贏得學術界的尊重，又激起漫步於街道上的人們的熱情，後者所想的只是星期六晚上靠在搖椅里時能有點可供消遣的東西。
差不多到了浮士德簽訂契約的鐘點了。天快亮了，煙捲已快燃盡，舉著葡萄酒杯的手有點遲疑。葡萄美酒，時間的一隻手套。克勞迪奧在什麼地方這樣寫過的。
「為什麼不呢，」弗拉加自問自答，一邊又點燃了一根香煙，「我對他已經這麼了解，如果僅僅寫成一篇論文，發行個三百冊，那簡直太愚蠢了。這樣的東西換成華雷斯或者里卡爾迪也一樣寫得出。可他們誰也不知道一丁點兒有關蘇珊娜·馬爾克斯的事情。」
布拉加多有一位調解員是克勞迪奧一位過世好友的弟弟，他提供的一條線索讓他找對了方向。拉普拉塔市的戶籍登記員沒花多長時間就幫他找到了一個地址，在皮拉爾鎮。蘇珊娜·馬爾克斯的女兒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個子不高，長相甜美。一開始她什麼都不願意說，說是要照看生意（一個水果鋪子）；後來她終於讓弗拉加進了客廳、坐在一張落滿灰塵的椅子上、向她提問題。開始的時候，她只是看著他，並不回答；然後，她低低地哭了一小會兒，又用手絹擦了擦眼睛，談起了她可憐的媽媽。要想讓她明白其實自己對克勞迪奧·羅梅洛和蘇珊娜之間的關係已經略有所聞，還真令弗拉加犯了難，可最終他對自己說，一個詩人的愛情是值得領一張結婚證的，他把這個意思非常含蓄地說了出來。於是，道路鋪平，目的達到，過了沒幾分鐘，他看見她朝自己走來，衷心地信服、甚至可以說是感動。片刻後，他手裡就有了一張羅梅洛非同尋常的照片，是以前從未公布過的；還有另一張，稍小一點，顏色已經發黃，照片上，詩人身邊有位嬌小玲瓏的女子，面容像她的女兒一樣甜美。
「我還保留著一些信件，」拉克爾·馬爾克斯說，「如果您覺得有用的話。您不是說要寫一本關於他的書嗎……」
她從樂譜櫃里翻出一大堆紙，在裡面找了好半天，最後把三封信遞到弗拉加面前。弗拉加確認了這些都是羅梅洛的親筆信，沒有看，直接把信收了起來。談到這會兒他已經明白，拉克爾並不是詩人的女兒。他第一次暗示的時候，看見她低下了頭，半晌沒說話，好像在思考什麼。後來她解釋說，她媽媽後來嫁給了巴爾卡塞的一個軍人（「那是方吉奧 的故鄉。」她說，彷彿是想證明她說的是實話），只是在她八歲的時候，他們倆都去世了。她對媽媽記得很清楚，可是對爸爸卻沒多少記憶。只記得他是一個很嚴厲的人。
弗拉加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讀克勞迪奧·羅梅洛寫給蘇珊娜的三封信的時候，那一場拼圖遊戲的最後幾片彷彿突然被嵌入了應有的位置，揭示出一種從未有人想到的拼法，那是與詩人同代的那些無知和古板之輩從來不曾想到的。一九一七年，羅梅洛發表了一組獻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