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 終場 後記

1997年初,我動筆寫此書時,計畫是將1918年的事件作為一個敘述載體,一項案例分析,一枚探尋若干甚至無關流感的問題的探針。我無意恐嚇任何人或宣傳任何事,只是想知道美國社會是如何應對一場巨大挑戰的,而這次挑戰正是自然趁人類內亂正酣之際,火上澆油挑起的另一場戰爭。同時,我也想知曉那些至少擁有某些應付這一挑戰之權力的人又是作何反應的。

這意味著我不僅需要考察那些在全國或地方上擁有政治權力的人,還得考察科學家,因為他們同樣也在執行權力。我尤其想探究研究者在承受極端壓力的情況下如何開展科學研究,並弄清一個人在作決定時所面臨的認識論問題。人們採取何種程序來搜集信息從而作出較好選擇?一場危機是如何,或者說是否,影響決策的過程?要擁有多少數據才算充分?簡言之,你又如何清楚你已經知道了呢?此外,我還想弄明白我們應該從這樣一種考察中得到什麼教訓。

我相信,那些是人們存有疑慮的重要領域,而讀者對本書是否有助於了解它們自有評判。

然而,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卻被一些事件掩蓋了,諸如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類的速度日益加快——因此許多專家所憂心的、將會引發新的流行疫病的威脅正一觸即發。這個不斷演化的威脅使我對本書的主要部分作了一些改動,並寫下這篇新的後記。

最受關注的禽流感病毒被稱為H5N1。它最早於1997年出現於香港,也就是在我為寫作本書而開始研究之後的數月。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為撲滅這一病毒,100餘萬隻家禽被宰殺。7年後,就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東南亞的家禽中又爆發禽流感,同時導致數十人死亡。可就在若干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官員再次為清除該病毒而宰殺了超過一億隻禽鳥之後,它卻忽然銷聲匿跡了。

人們的努力白費了。H5N1病毒已經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野生鳥類種群中紮下了根。於是,它在2004年12月捲土重來,噬滅禽類,並導致更多人及包括家貓和老虎在內的其他哺乳動物死亡。儘管在我寫作本書時(希望永遠如此),禽流感病毒尚未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但似乎死於該病毒的人數在感染人數中所佔比例甚至與1918年因流感病毒而失聰的人數比例相同。

因此,這裡提出幾個問題:

1. 是否會發生新一輪的流感疫情?

2. 如果會,它有多危險?H5N1又會表現出何種威脅?

3. 我們該作何準備?要做些什麼才能令我們準備得更加充分?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科學院(通過其醫學分部——醫學研究所)以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均認為流感疫情一定會再次發生。

更令人憂慮的是,WHO、CDC以及其他衛生組織都已用諸如「可能」和「很可能」之類的字眼,向人們警示著在不遠的將來發生大流感的可能性。這些機構的警示都是建立在具體而令人警醒的數據基礎之上的。

出現跨越物種屏障的新重組病毒的威脅總是存在著,由於人類直接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增多,威脅日臻嚴重。

當然,病毒每感染一個人,就有一次新的機會可以跨越物種傳播。任何一個讀過本書有關該病毒章節的讀者都知道,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於鳥類,但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突變,並能與其他流感病毒交換基因。一旦一種禽類病毒感染了一個人——也可能是另一種哺乳動物(尤其是豬),那麼該病毒不是與已有的人類病毒重組,就是像我們所能想像的一樣,直接突變產生一種新型的、可以在人類之間傳播的病毒,一場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發。

1959—1997年間,只有兩人明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這兩名患者被隔離,而且均未死亡。

與此相反,1997—2005年春,三種不同的禽類病毒就使200餘人患病。感染通常成群出現,這三種病毒中的兩種已致人死亡。

在這三種病毒中,最持久穩定的、也是我們所知最危險的就是H5N1。已知的禽類病毒感染人類的病例中,超過一半均由它引起。在已被證實的感染病例中,其死亡率為33%—70%。由於目前它在亞洲鳥類種群中流行,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很可能會持續感染人類。

還有另一個威脅,那就是引起了1957年大流行的病毒——H2N2病毒。許多病毒學家都認為它很可能是下一個引起疾病大流行的病毒,因為它不像禽類病毒,它確實能夠由人傳播給人。此外,由於1968年大流行的病毒,即目前佔主導地位的流感病毒的出現,H2N2病毒已幾近滅絕。這就意味著,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人從未接觸過H2N2,假使該病毒重新出現,他們就極易被感染。(1918年的H1N1病毒尚有一個毒性輕微的「遠親」還散布在人間,因此人們可能對H1類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基於這些原因,病毒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認為新的疾病大流行幾乎無法避免,但他們無法預測它何時發生。正如一位流感專家所言:「只聞鐘聲嘀嗒,而我們卻不知道時間。」

所以,下一輪大流行會有多嚴重?會有200萬人、2000萬人還是2億人喪生呢?美國會有多少人死去?

沒人說得准。但若將1918—1919年的大流感與艾滋病相比,人們就可以看到形勢之嚴峻。如今世界人口已超過60億,自艾滋病被發現後,24年來,全球範圍內艾滋病死亡總人數約為2300萬; 與此同時,2005年約有39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在美國,艾滋病的累計死亡人數約為50萬。

1918年的世界總人口為18億,僅占當今人口的28%。但1918年的流感病毒奪去了大約5000萬人——甚至可能多達1億人——的生命。前面報告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是24年的累加,而大部分流感導致的死亡發生在短短24周之內。

但要真正展現流感的可怕威力並不需要最糟糕的情形,最佳情形——輕微的流感流行——已足以說明問題。

1968年大流行是一次輕微的流行,美國約有34 000人死亡(相當於目前人口中的55 000人),這個數字同1918年死亡總人數相比,只是滄海一粟。這可並不是因為醫學已經征服了病毒。抗生素可以阻斷複雜的細菌性肺炎引起的死亡,但是疫苗只有到大流行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會有效。1968年大流行的死亡人數相對較少只是因為病毒的毒性輕微。

儘管如此,WHO估計,一個類似於1968年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能導致當今世界200萬—740萬人死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發達國家,即使是輕微的流行也很可能造成比以往更為嚴重的後果。事實上,CDC進行了一項研究,以預測如果新的流行性病毒 ——與1968年的病毒極為相似——侵襲美國,其可能的結果會是怎樣。該研究預計,即使是一個溫和的病毒,死亡人數也高達89 000至207 000人。死亡人數如此之高的原因與CDC總結的一樣:儘管醫學發展了,但死於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美國人卻比以往更多了:1918年、1957年,甚至是1968年,留下免疫系統受損後遺症的人數都還相對較少。今天,很多人,主要是老人,還有接受過放化療的癌症倖存者、移植受體、HIV感染者等,他們的免疫系統都會受損,而且此類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此外,即使是發達國家,其衛生系統也可能被流行病拖到崩潰的邊緣,甚至已然崩潰。與其他產業一樣,醫院已經提高了效率,成本也有所縮減——這也意味著醫院實際上已不會有餘力。因此,美國目前人均佔有醫院床位遠少於1968年。(這令我回想起一次巡迴推銷圖書時的親身體驗。當我到達堪薩斯城時,一場普通流感的爆發迫使8所醫院關閉了急診室。其他許多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即便是最溫和的爆發也對衛生系統加壓甚重。)而在發展中國家,遇到這種情況,衛生系統就可能全盤瓦解。

類似地,美國擁有105 000台呼吸機,其中3/4處於日常使用狀態。在一般的流感季節,呼吸機的使用率會升至近100%。而在流感爆發期間,呼吸機自然是供不應求。這一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如抗生素儲備不足、繼發性細菌感染,甚至注射針頭的供給——都能輕易挑戰自1918年以來的所有醫學進展。

然而,死亡人數並不足以充分衡量流行病帶來的影響。即使是很溫和的流行病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動蕩。

正如明尼蘇達大學的奧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m)所指出的,自1918年以來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導致了新的社會問題。

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國際貿易的擴張。2003年SARS的爆發雖然只是導致與中國部分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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