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29日，威廉·奧斯勒爵士開始咳嗽。作為那幅著名的霍普金斯醫學院元老群像——畫上之人均是美國新醫學科學的領軍人物——中的創始「四醫師」之一，過去乃至現在，他一直被視作歷史上最偉大的臨床醫生之一。奧斯勒興趣廣泛，同惠特曼（Walt Whitman） 是朋友，他撰寫的教科書曾引導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創立，那時他人在牛津。
因戰爭而失去獨子的奧斯勒已經痛不欲生。如今，他又得承受著呼吸道感染（他自診為流感）造成的痛苦。那年秋天，牛津的校董因為流感勢頭太猛而不得不考慮推遲開學時間。奧斯勒在寫給嫂子的信中說到，「這兩天來，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而且疲憊，元兇就是突發」 的咳嗽。他似乎有所好轉，但到10月13日，體溫又升到了39.2℃。他寫信給一個朋友，稱自己得的是「流感後極為常見的支氣管肺炎中的一種」 。他支撐病體為一次有關惠特曼的講演作準備，並寫信給韋爾奇和小洛克菲勒，商談贊助母校麥吉爾大學的事宜。然而11月7日那天，他感覺身體右側有「如錐刺而後火灼」般的痛感。12小時後，他再度開始咳嗽，「每一回咳嗽，像是要把五臟六腑全給撕裂，疼痛也隨之而來。」
三周後，他的醫生們停用了嗎啡，換用阿托品，並說會有所改善。12月5日，他接受了局部麻醉，並從肺中插針引流了400毫升的膿液。奧斯勒放棄了有關惠特曼演講的準備，切身感到了大限將至，他解嘲道：「兩個月來我一直在關注這個病例，但遺憾的是，我看不到屍檢報告了。」
他的妻子不欣賞這個玩笑。奧斯勒的悲觀主義一直折磨著她。「他說的話總會一語成讖——因此，他難逃一死，我又能作何奢望呢？」 當疾病尚能拖延的時候，她還是竭力保持樂觀。但某一天，她發現他正在背誦丁尼生（Tennyson）的詩：「有權一死快樂的人啊，/荒冢草下更幸福的靈魂。/放我歸去，讓我重返大地……」
7月，奧斯勒70壽辰。而給他的生日賀禮——一卷紀念文集——在12月7日才姍姍來遲，這是一冊向他致敬的科學論文彙編，題作《對醫學和生物研究的貢獻——獻給威廉·奧斯勒爵士》（）。出版之所以延遲是因為主編為韋爾奇——他做事可從不準時。
最近一本奧斯勒傳記的作者認為，假如他當時能去霍普金斯醫院就診，就能得到更好的護理。醫生們可以用X射線照相、心電圖及早期的外科手術來引流積膿（肺部的膿腫）。他們可能會救他一命。
奧斯勒於1919年12月29日與世長辭，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昂起我的頭。」
他一生中始終高昂著頭。
即便流感看似終於過去，那也只是表面現象。1919年9月，奧斯勒臨終前，布盧預測流感會捲土重來：「社會現在就應制定方案來應對流感的再次爆發。對付潛在複發的最佳方式總結起來就是一個詞——『準備』。而現在就該準備起來了。」
1919年9月20日，眾多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匯聚一堂，努力想在疾病病因或治療方式上達成共識。他們未能做到，但《紐約時報》這樣評論道：此次會議標誌著聯邦、州和市政府共同努力預防疾病複發的開端。兩天後，紅十字會在內部開始實行它的秘密行動計畫：「潛在流感突發時人員組織的提名/絕密/註：該報告不得外泄，除非……出現流感以流行病形式複發的跡象，但不到這等關頭，紅十字會分會或分部不應公開發表聲明。」
1920年2月7日前，流感回潮已相當猛烈了，以至於紅十字會不得不宣布：「鑒於流感的迅速傳播，國家的安全正迫切需要所有有空的護士或是有護理經驗的人履行愛國義務，可與就近的紅十字會分會或本地流行病特別委員會聯繫，提供幫助。」
1920年最初8周內，僅芝加哥和紐約就有11 000例與流感相關的死亡，而紐約單日上報的病例數比1918年的任何一天都多。 芝加哥衛生委員會委員羅伯遜在1918年時就特別關心士氣問題，他將3000名最專業的護士編組成區域分隊，這樣就能覆蓋全市了。一旦出現流感病例，病患所在的家庭就會被做上標記。
1920這一年將見證20世紀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發源不同）流感及肺炎導致的最大規模死亡。流感還在零零散散地侵襲著城市。直到1922年1月，華盛頓衛生局長保羅·特納（Paul Turner）博士在拒絕承認流感回潮的同時，還宣稱：「我們會將此時正在全州流行的嚴重呼吸道感染視為流感處理……強制執行絕對的隔離。」
此後僅數年，流感在美國和全世界終於逐漸消退。它還沒有消失。它還在繼續攻擊，不過毒力已經弱了許多，部分是因為病毒進一步向溫和型——這也是大多數流感病毒的行為——突變；部分也可能因為人類免疫系統已經適應。但是，它還是留下了一道伏筆。
據紐約市衛生委員會委員科普蘭估計，在這場時疫結束之前，該市就有21 000名兒童 因此成了孤兒。而那些只失去單親的孩子都未計入。據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稱，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柏林小鎮，有24名未被計算在以上結果內的孤兒。一位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稱，「一條街上就有16個孩子失去了母親」 。在俄亥俄州有13 000人的文頓郡，有100個孩子因為流感成了孤兒。 賓夕法尼亞州的麥諾斯維爾位於產煤區，擁有6000人口，流感病毒令那裡的200名兒童變成孤兒。
1919年3月，紅十字會的一名高級官員建議地區官員，只要某處有可能發生緊急情況，就一定要提供幫助，因為「大流感不僅導致了大約60萬人的死亡，而且貽害匪淺……精神崩潰，以及其他後遺症，成千上萬人正受此威脅。一些人變成了寡婦、孤兒或孤老。它使許多人家破人亡，陷入困境。這場浩劫橫掃了美國各個角落和所有階層的人」 。
詩人弗羅斯特從病中「康復」數月以後，他思忖著：「不知是身體中哪些骨頭在痛苦地相互摩擦？這給我已極端虛弱的身體造成了更多苦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力氣寫一個字。」
這場時疫結束後差不多一年，辛辛那提衛生委員會的彼得斯（William H. Peters）博士在美國公共衛生協會會議上說道：「類似『我感覺不是很好』，『我的精力不如從前』，『自從染上流感，我就沒有好過』這樣的話已司空見慣。」流感結束後，辛辛那提公共衛生機構對7058名流感受害者進行了檢查，發現有5264人需要醫療救治；643人有心臟問題，並且還有為數眾多的居民1919年初突然死去。儘管這次取樣並不很科學，但彼得斯仍然認為幾乎沒有人能幸免於難而不發生病變。
全球範圍內，也有類似的現象記錄在案。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一種被稱為「腦炎性昏睡」的疾病幾乎遍及西方。儘管從未分離出病原體，這種疾病也就此消失再無蹤影——事實上，從明確定義的科學角度而言，並無確鑿證據表明這種疾病曾經存在過，但當時的醫生們卻堅信這種病的存在，而且一致認為它是流感造成的。
流感造成的餘悸無法估量，還有喪親或者喪偶之後的悵然愁緒。戰爭部長牛頓·貝克——威爾遜任命他的時候，他還被批評是個和平主義者——對戰爭部的政策尤為不滿，認為這些政策無疑是讓年輕人去送死。有好幾次，當德文斯軍營的士兵被調去某個駐地時，駐地指揮官都因流感而強烈抗議。但抗議是徒勞的，軍隊照樣進駐，流感也接踵而至。被殃及的軍營中一個死去男孩的父親寫信給貝克說：「我認為戰爭部的領導者責無旁貸。」貝克則在長達7頁、寫得密密麻麻的回信中，表達了他自己的痛苦。
世界仍舊受疾病所困，病入膏肓。戰爭本身……除此之外，還有國內毫無意義的死亡……威爾遜在凡爾賽宮對理想的背叛，刺透靈魂的背叛……科學——現代人類的最偉大的成就，在這種疾病面前全線潰敗……
1923年1月，杜威在《新共和》（）中寫道：「人們對疾病的認識是否曾像今天一樣廣泛普及，這點值得懷疑……對於特效藥和救世主的關注就證明了這個世界病重到何等程度。」 他是在表達一種超越身體疾病的意識，但身體疾病卻與之成為一體。他是在表達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宣稱的：「眾神已死，諸戰皆休，所有的信念被動搖。」
與文獻記載相比，這場瘟疫更多地殘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可大流感時代的成年人如今幾乎都已過世。現在，這些回憶僅留存於那些只是聽過這些故事的人心中，他們只是聽母親說過她是如何失去了父親，而舅舅又如何變成了孤兒，或者聽姨媽說：「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親哭泣。」斯人已逝，記憶也隨之埋於塵土。
20世紀20年代的作家對它也鮮有描述。
1918年10月30日，瑪麗·麥卡錫（Mary McC